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指出的那样，计算机“无处不在，却未体现在生产率统计中”。此后，所谓的生产率悖论变得愈发突出。自动化消灭了许多工作岗位。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如今似乎预示着（或威胁着）更剧烈的变革。然而，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已经放缓；在英国，劳动生产率如今与2007年持平。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投资不足、技能欠缺、基础设施陈旧或监管过度，正在抑制潜在增长。另一些人指出，工业制造业中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很大。还有一些人质疑信息技术是否真的具有如此独特的力量。
但原因或许还要深层得多。随着我们日益富裕，测得的生产率可能不可避免地放缓，而测得的GDP人均或许也会越来越难以反映人类福祉的变化趋势。
我们对生产率增长的典型思维模式，体现了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假设最初有100名农民生产100单位粮食：技术进步使50人就能生产同样多的粮食，另外50人则转到工厂，生产洗衣机、汽车或其他产品。总体生产率翻了一番；随着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生产率还可以再翻一番，部分劳动者随后转入餐饮或医疗服务行业。我们假定这一过程可以无止境地重复。
但还可能出现另外两种情况。假设生产率提高后的农民不想要洗衣机或汽车，而是雇用多出来的50名工人，让他们做低薪家政服务人员或高薪艺术家，提供面对面且难以自动化的服务。那么，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已故的威廉·鲍莫尔在1966年所论证的那样，即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从未放缓，整体生产率增长也会逐渐降至零。
又假设多出来的农民中有25人变成罪犯，另外25人当上警察。那么，人类福祉毫无增益，尽管如果按惯例以投入成本衡量公共服务，统计出的生产率仍会上升。
难以自动化的服务活动不断增长，或许可以解释部分生产率放缓。英国生产率停滞，反映了某些行业自动化迅速推进，同时低生产率、低工资岗位快速增长的综合影响，例如Deliveroo骑手仍骑着老式自行车四处奔波。在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增长最快的十类职业中有八类属于低工资服务岗位，例如个人护理人员和家庭健康护理助理。
然而，“零和”活动的增长或许更加重要。环顾经济领域，一个显著现象是，大量高技能人才投身于不可能提升人类福祉、却涉及争夺现有经济利益的活动。这类活动已无处不在：法律服务、警务和监狱；网络犯罪，以及保护组织免受其侵害的大批专家；试图制止误导性销售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因此不断增加的合规官员；美国竞选活动投入的庞大资源；促成现有资产交易的房地产服务；还有大量金融交易。
许多设计、品牌塑造和广告活动本质上也是零和的。新潮流不断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这当然是好事；选择和人类创造力本身就具有价值。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050年的设计和品牌会比2017年的让我们更快乐。
这类零和活动一直都很重要。但随着许多基本商品和服务逐渐趋于饱和，它们的重要性也在上升。在美国，“金融和商业服务”目前占就业人数的18%，高于1992年的13.2%。
测得的GDP和生产率受到国民经济核算惯例的影响。如果人们把更多收入用于争夺稀缺住房，推高房价和租金，那么GDP和“生产率”就会上升，因为住房租金计入GDP，即使住房服务总供给并未改变。自1985年以来，租金在英国经济中的占比翻了一番，从GDP的6%升至12%。
同样，离婚律师人数增加、收入提高，会推高GDP，因为他们的费用由最终消费者支付。但商业律师人数增加、收入提高，并不会增加产出，因为企业的法律支出属于中间成本。随着作为中间成本的零和活动日益增多，测得的生产率会放缓；与此同时，其他零和活动会推高GDP，却不带来任何福祉增益。
信息技术或许能以测得产出未能体现的方式改善人类福祉，从而抵消上述影响。过去消费者花在填表、打电话和排队上的数十亿小时，如今因互联网购物和搜索服务而得以节省。信息和娱乐服务也免费提供，且具有很高价值。
一些右翼经济学家认为，这类免费服务可以使收入不平等加剧变得无关紧要，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对地段优越房产的激烈争夺推高了租金和通勤成本，人们无法用免费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来支付这些费用。但关键的认识依然重要：许多提升人类福祉的事物并未反映在GDP中。
事实上，测得的GDP最终可能与人类福祉的提升完全脱钩。设想一下2100年的世界：由机器人制造、受人工智能系统控制的太阳能机器人，提供了支撑人类福祉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由于成本极低，所有这些活动在测得的GDP中只会占微不足道的比例。
反过来，几乎全部测得的GDP都将来自零和活动和/或无法自动化的活动——住房租金、体育赛事奖金、艺术演出酬金、品牌特许权使用费，以及行政、法律和政治体系的成本。测得的生产率增长将接近于零，对改善人类福祉也无关紧要。
我们离这种情形还很遥远。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有助于解释近期生产率放缓。计算机之所以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统计中，恰恰是因为它们太强大了。
阿代尔·特纳是全球未来理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