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正引发诸多困惑：在国内，高级官员开始大力宣扬经济的“新常态”；在国外，美国则采取冷战式策略遏制中国崛起，便是一个例证。在这两方面，言行之间的脱节都十分显著，为“中国因素”对脆弱世界造成的影响增添了新的风险维度。
中国官方的看法是，其经济已经抵达“新常态”的应许之地。事实上，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正是以此为主题。该论坛是中国高级官员与广泛的国际参与者进行辩论的重要平台，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立即举行。
自2000年创办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利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传递其政策优先事项。例如，2002年，论坛聚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这为出口带动的增长迅猛攀升铺平了道路。2009年，重点则是中国积极的危机后刺激战略。去年的论坛讨论了所谓的三中全会改革的落实。
这表明，“新常态”将是中国政府今年的首要任务。但究竟“新常态”意味着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实现，仍存在相当大的模糊之处。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的七名成员之一——宣称，高层领导已作出“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战略判断”。然而，在论坛闭幕环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说法则不那么斩钉截铁，他暗示中国基本上是在跟随世界经济，向新常态转型。
简言之，中国政府把通往终点的道路误当成了终点本身。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强调了这一点，并指出中国正处于经济再平衡的早期阶段，方向是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事实上，中国距离安定于新常态还很远。
衡量中国还有多远才能实现转型，最好的方法是考察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是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好消息是，服务业如今的增速超过其他任何行业，2014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因此远早于计划，便超过了2015年底47%的目标）。不利之处在于，这一比例仍显著低于更“正常”经济体通常达到的60%至65%。
鉴于此，中国领导人认为新常态已经到来，令人担忧。认为这一关键转型已经完成，可能会滋生自满情绪；而此时中国本应专注于痛苦却不可或缺的结构调整进程——这一进程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完成。
继续转向由服务业带动的增长模式，原因有很多。中国服务业每单位产出雇用的劳动者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0%，因此，即使经济增长放缓至7%，服务业扩张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西方观察人士大多聚焦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放缓，仍然忽视了这一关键点。此外，由于服务业对大宗商品和能源的需求也较少，这一转型将有助于中国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另一项同样艰巨的挑战：美国愈发决意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正式会议和会外交流中都受到广泛讨论。
有三项进展尤其值得注意：美国反对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这一立场如今遭到美国大多数最亲密盟友的拒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力推的贸易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参议院又一次试图通过有关汇率操纵的立法，矛头直指中国。再加上网络安全以及东海和南海领土主张方面持续不断的争端——更不用说美国向亚洲进行地缘战略“转向”的问题——这些议题令中美关系降温。
亨利·基辛格曾亲历现代中美关系的开端，由他来将这些问题置于整体背景中再合适不过。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他强调，与1972年相比，如今的局势有多么不同；当年，他与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当时直接的军事威胁不同，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全球健康等当今挑战，唯有通过协作性的战略接触才能应对。
合作的必要性是全球化必然带来的结果。正如基辛格所强调的，中国王朝时代的“中央之国”对罗马帝国一无所知，反之亦然。然而在当今世界，任何大国都无法承受孤立行事的代价。无论是否愿意，各国都会即时收到彼此的反馈，尤其是在共同面临的挑战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对中国崛起感到不满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主导地位的大国一直难以应对崛起中的大国。尽管如此，经历了150年来被西方羞辱的感受，中国并不乐于接受这种反应。
在应对经济转向新常态的挑战时，中国需要与美国找到共同点。美国也需要努力加深对中国转型的理解。两国都必须展现领导力、远见，以及开展协作性接触的开放态度。遗憾的是，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几乎看不到这些迹象。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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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phen S. Roach，摩根士丹利亚洲前董事长及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总部附近的一条金融街上，一面中国国旗在一家商业银行总部飘扬。北京中心城区。路透社/Kim Kyung-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