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益呈现出分化态势——经济表现、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皆是如此。全球分化已导致股市波动加剧、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券收益率前所未有地走低，以及货币汇率大幅波动。这一趋势并未减弱，反而给本已承压的政治体系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世界上的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印度和美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正在扩大，使其能够克服金融失衡。第二类以中国为代表，中国正实现软着陆，步入一条增长路径；尽管增速低于近年来的水平，但仍足以支撑其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保持金融稳定。
第三类包括巴西、若干欧元区国家和日本等经济体，它们的增长速度不够快，且面临下行风险。最后，第四类由希腊和俄罗斯等经济与金融“黑马”构成——这些国家有可能成功恢复增长并实现金融稳定，但也可能轻易崩溃，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引发冲击波。
这种分化既是政治现象，也是经济和金融现象。要克服分化并确保全球增长稳定且保持金融稳健，就需要各国制定积极响应的政策，并加强多边协调。遗憾的是，当前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相当混乱，迄今阻碍了这种做法。
尽管如此，发达经济体的试验性货币政策——例如欧洲央行本月启动的大规模资产购买——已减缓了经济表现低迷与政治混乱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但这类政策能否持续，远未明朗，尤其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逐步退出此类政策，使美国走上了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道路。
此外，市场力量在调和全球经济分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导致汇率大幅变动。此类货币变动的清单——迄今包括欧元兑美元下跌25%、墨西哥比索跌至历史低点，以及巴西雷亚尔和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无序贬值——每天都在变长。就连韩国这样的健康经济体也希望本币走弱，而美国是唯一愿意容忍本币大幅升值的国家。
仅靠外汇市场无法实现所需的、促进增长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更好政策同样不可或缺——这需要更好的政治。
世界各地有太多政治领导人仍然无力或不愿履行其经济治理职责。鉴于人们对所需政策应对措施的技术构成已广泛达成共识，这一点尤其令人遗憾：通过结构性改革重振增长引擎，努力实现总需求再平衡，并消除债务积压。（欧元区还必须努力完成其历史性一体化项目的必要基础工作。）缺失的是落实。
但各国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克服其功能失调。在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陷入僵局。欧洲政治体系正因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而动荡，其中许多政党凭借反欧洲纲领赢得支持。
在新兴市场，巴西政府面临多起腐败丑闻。俄罗斯领导层则仍执意进行破坏稳定的地区冒险，不顾这些行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在这些案例中的大多数，甚至全部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一个更广泛现象的例证：或可称之为惰性治理——用经济学家马克·布莱思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做不到、不愿做、不该做”的心态，它阻碍了有效的政策制定。
随着政策惰性延长增长低迷并损害就业创造，摆脱这种惰性变得愈发困难。鉴于政府很难开启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就是打破自身惯性），外部压力将不断积聚。在民主制度下，这往往表现为传统政党的分化以及非传统政党的出现——其中一些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另一些则依赖恐惧与偏见。
全球经济正处于关键关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为避免增长机会再次流失、就业不足、金融不稳定和不平等加剧，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央行和市场无法独自实现有序的全球再平衡。无论这有多困难，政界人士都需要采取全面的政策应对措施。他们拖延得越久，努力就越难奏效。糟糕的政治阻碍经济机遇之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将继续流失——这可能对政治体系及其治理的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Project Syndicate。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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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罕默德·A·埃尔-埃利安，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及其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全球发展理事会主席。
图片：一名男子在东京查看显示股价的电子屏幕。路透社／Yuriko Nak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