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一场重大金融危机的余波,其根源在于“全球失衡”,且其传导机制具有跨国性,表面上似乎需要更实质性、更制度化的合作。然而,自雷曼兄弟倒闭以来的五年间,人们对央行能够并应当做什么的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要求央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更为积极和前瞻性作用的诉求,使其更加侧重国内事务,因而更不倾向于合作。
要解释在合作需求增加的同时,又对让央行开展合作抱有更强烈的顾虑这一悖论,就需要审视央行的基本职能。我们首先简要梳理央行长期发展的历程。央行(或其前身):
最初从政府债务管理起步。
发现汇率稳定是成功且可信的债务管理的关键。
转向金融稳定问题。
最终关注货币与物价稳定。
这些阶段之间存在一定重叠,尤其是金融稳定职能——该职能在过去20年中有所弱化——自2008年以来,已被广泛视为21世纪央行的一项主要目标。
从长远看,若市场对央行的影响具有普遍可预测性,则其影响力更为有效。因此,成功的央行通常主要以遵循某一规则来界定自身。两项最重要的规则是:
19世纪的金本位制,它规定了可兑换性要求;以及
20世纪末引入的货币增长规则。
经济学关于时间不一致性的文献有力地强化了这一教训,该文献鲜明地表明,当政策制定者不再拥有自由裁量权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因为更具可信度)。近来,在货币规则因难以界定恰当的货币总量而屡遭挫折之后,关注点转向了利率规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泰勒规则,即依据通胀指标与产出缺口来设定利率。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央行管理层认为,兼顾多重目标需要偏离或暂停这一简单规则。在这种情形下,货币管理便成为一门艺术,而非规则驱动的工作。市场参与者对践行这门艺术的人物着迷,部分央行行长甚至赢得了近乎被神化的追随者。尤其在危机期间,个人因素会更加凸显。近期金融危机之后,正如学者、现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所言,央行行长们“享受着摇滚明星般的人气”。如今他本人在印度也成了一位摇滚明星。
合作往往依赖于这门央行的艺术,而这门艺术由央行的“兄弟会”共同实践。现代央行行长认识到个人化政治的局限,因此常会尝试制定规则。然而,规则——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化——在政策目标存在冲突的央行中尤其成问题。无法遵循明确的规则,会在事情一旦出现差错时(而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错)引发对个人及其所参与的合作策略的强烈反弹。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央行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迅速而有效的应对。2008年10月8日——雷曼兄弟倒闭三周后——全球主要央行同时大幅下调了政策利率,并同步宣布了各自的决定。同一天,英国政府宣布对最脆弱的银行实施实质上的部分国有化。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投票,将政策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1.5%。欧洲央行也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3.75%。其声明与美联储的声明一样,强调了国际磋商的独特程度。
流动性投放的增加同样经过了精心的国际协调。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货币互换网络,该网络被重新启用,以应对规模极大、在国际上开展业务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问题。最引人注目也最危险的案例是欧洲银行的情况,这些银行大量依赖美元融资,而这些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共同基金。当其中一只基金“跌破面值”时,投资者恐慌随之蔓延,许多美国人纷纷赎回共同基金存款。欧洲银行可以向欧洲央行申请欧元流动性,却无法获得美元。在这场恐慌中,唯一可能的美元提供者美联储,因此通过互换额度向欧洲央行提供美元,同时也向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及其他央行提供美元。
这些危机信贷额度于2010年2月1日到期,但随后进入新的阶段,市场焦虑的焦点转向欧洲银行的资产端,尤其是其持有的大量看似岌岌可危的南欧政府债务。
这些互换额度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争议。佛罗里达州民主党议员艾伦·格雷森将攻击焦点对准了此前相当冷僻的央行货币互换话题。历史上,央行之间的短期储备交换曾是外汇市场的平抑机制之一。
2007年后危机的两个阶段之间的对比十分显著:
在第一阶段(美国次贷危机)中,互换网络规模非常庞大,并对遏制金融不稳定产生了显著作用。
在第二阶段(欧元区危机)中,美元信贷的供应不足以阻止大规模的去杠杆化。
琳达·戈德堡在描述第一阶段时总结道,“央行美元互换工具是应对系统性流动性中断的工具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艾伦与莫斯纳的结论是,“2010至2012年危机中的互换额度,在防止银行去杠杆化方面的作用,不如其在2008至2009年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那样大。”
根据央行运作的标准理论,银行在面临流动性问题时提供信贷,但在偿付能力存疑时则不会。偿付能力问题需要有能力吸收损失的政府介入(即将损失分摊给纳税人)。由于救助和处置的成本分配在事前无法明确界定,因此很难将金融不稳定的管理委托给国际合作。
在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央行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能够将主要问题界定为流动性枯竭与银行间市场冻结。金融机构看似受到政府担保的保护。在危机的第二阶段,当一些政府因自身陷入信心消失的螺旋而不再能够提供可信的担保时,究竟由谁承担银行业最终损失的问题便变得尖锐起来。
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行动,即量化宽松。虽然这一政策对于应对美国或英国的问题似乎是适当的,但其溢出效应给新兴市场带来了严重问题。廉价借贷尤其引发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并产生了通胀效应。
主要工业国的行动似乎正在侵蚀外围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稳定。美国官员的标准回应是,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利率等国内政策工具轻松应对,也可以通过实施资本管制来处理。然而,这一论点忽视了维持严密管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关于汇率被操纵以获取贸易优势的指控屡次出现,令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争论。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推高了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进而在许多新兴国家引发社会动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被视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
危机会增加对央行合作的需求,以提供一项全球公共产品——金融稳定。但危机也会大幅提高其成本,尤其是与确保金融稳定的干预相关的财政成本。这意味着,危机往往伴随着合作进程的挫折,以及对央行职能的幻灭或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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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
作者:哈罗德·詹姆斯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并担任克劳德和洛尔·凯利欧洲研究教授。
图片:2012年5月22日,一名官员走过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主新闻室中悬挂的欧盟各成员国国旗。路透社/弗朗索瓦·勒努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