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的关于经济的故事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而行为又反过来影响经济。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 席勒 指出,有时这些故事“激励我们外出消费、创办企业、建造新工厂和办公楼。”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们“让我们心生恐惧,促使我们按兵不动、保存资源、压缩开支并降低风险。”
当今关于创新的相互竞争的叙事也大抵如此:一种描绘了一个已耗尽宏大构想的文明;另一种则认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边缘。
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结果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句对第一种叙事的概括,是风险投资公司Founders Fund的“ 宣言”的副标题。该宣言提问:“我们是否已走到尽头,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历史终结?”并认为我们已耗尽宏大构想:“20世纪60年代人们期盼的未来,至今仍是我们在等待的未来。取代柯克船长和USS Enterprise号的,是Priceline Negotiator和一张飞往Cabo的廉价机票。”
认同此观点的一些经济学家以生产率统计数据为依据:美国每名工人的小时产出在二战后有所上升,但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该指标在1996年至2004年间曾回升,但如今又已回落至1990年代之前的水平。在芝加哥联储的一项 研究 中,对21个发达国家的考察显示,除一国外,其余国家在2000年至2010年间的生产率增长均低于前一个十年。
基于这些数据,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 认为 ,世界正在回归一种增长模式:这种增长并非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集约型增长,而是至多依靠增加更多或更优质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外延型增长。他认为,过去十年的大多数创新“并未像电灯、汽车或室内管道那样,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或生活水平”。它们只是对现有能力的渐进式改进:“iPod取代了CD随身听;智能手机取代了普通的“笨”手机……iPad则进一步与传统个人电脑展开竞争。”
支持这类“停滞假说”的论点有若干。其中一种论点提及“知识负担”:随着观点不断积累,思想者追赶其科学或技术专业前沿的速度愈发缓慢。Pierre Azoulay与Benjamin Jones 发现 ,美国研发人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1950年几乎是2000年的七倍。
另一种论点涉及资本配置。哈佛商学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 区分 了资本的投入方向: 赋能型创新 (催生新产品)与 效率型创新 (使现有产品变得更便宜)。社会若能让效率型创新释放出的资本流入赋能型创新,便会进步。如今,Christensen表示,“效率型创新释放的资本又被重新投入到更多的效率型创新中”。他认为,这一现象受“新金融学说”驱动,导致企业即便在资本充裕之时,仍会对资本进行理性化的精打细算。换言之,企业领导者落入了认知偏差的陷阱。
这一论点还有一种更激进的变体,指向既得利益。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Tyler Cowen 指出 ,近几十年来的许多重大创新要么主要带来私人利益,要么所产生的收益价值存疑。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 指出 ,就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金融业还以自身的创新能力自豪。然而,细究之下便可发现,“这些创新大多涉及设计更好的方式……以利用市场力量”。
仅凭这些,就足以宣告创新的终结吗?
客观来看,“我们已耗尽宏大构想”的说法并不新鲜。1992年,罗伯特·索洛曾提出一句广为人知的论断:“你处处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唯独不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此后不久,生产率增长便回升,得益于大幅降低运输和通信成本、提升其速度的技术。事后看来,索洛的判断或许更多源于他对过去的看法,而非对未来的展望。
罗伯特·戈登的分析日后或许也会被证明存在类似缺陷。在针对戈登文章的 回应 中,Kevin Kelly是 《连线》 杂志的创始执行主编,他预测,当2095年的学生被要求撰写戈登为何在2012年判断错误时,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没有看到这场革命真正的发明所带来的影响:大数据、无处不在的移动设备、自我量化、廉价人工智能和个人工作机器人——他一味回望过去,而非展望未来。”
Kelly的回应暗示,人类并未耗尽构想;相反,他认为人类正迎来另一场工业革命。Erik Brynjolfsson与Andrew McAfee在 《第二次机器时代》一书中生动阐述了这一构想。作者解释,第一次机器时代始于以蒸汽机取代人类的体力;第二次机器时代则将由人工智能和无处不在的互联驱动,机器将取代并增强我们的认知能力。
Brynjolfsson与McAfee乐观地 预计 ,人工智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从识别朋友的面孔等琐碎任务,到驾驶汽车等更具实质性的任务。此外,他们认为,技术正使快速通信、信息获取和知识共享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平等。
这些技术趋势将使谁受益?诸如 Tyler Cowen、 Jeffrey Sachs、 Laura Tyson和 Martin Wolf 等评论人士认为,随着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更多常规性脑力工作实现计算机化,中等收入岗位可能会减少。Cowen指出,如今美国男性的收入中位数已低于1969年。近期一项 研究 由Carl Frey与Michael Osborne完成,表明美国47%的工作面临计算机化的风险。
廉价、快速的通信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例如通过 Flitto等平台,该平台以碎片化方式将翻译工作分派给数百万用户,实现众包;与此同时,一些人认为,这也让所有这些工作者只能获得“数字血汗工厂”式的报酬。而在要求更高的任务上,数字通信可能产生相反的就业效应:在 教育领域,例如, 学生可能更愿意在线聆听 该领域顶尖学者的讲座,而不是听本地院校的授课。
那么,借用William Gibson的话说,未来是否已经到来,只是分布得还不够均匀?
未必如此。历史上,个体工人可能曾因技术进步而受损,但劳动力整体却找到了新的生产用途。根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自1929年以来,除一个之外,所有十年滚动期内美国的生产率与就业均有所增长。此外,虽然技术与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加剧相关,但作为全球化的结构性驱动力,它已缩小了 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自2009年以来,世界一直在等待某个故事来重振希望与信心,并重启经济增长。危机高峰时,第一种关于创新的叙事占据了各大头条。如今,随着世界正慢慢摆脱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种叙事重新回归,重振了人们对我们创新与创业能力的信心。
这是个好消息。然而,随着对不平等和就业问题的担忧日益突出,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追问:创新如何能为所有人创造更多、更优质的价值——为我们所领导的组织、所服务的民众,以及我们所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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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Twendy-One是一款旨在帮助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在家中生活的机器人,2009年1月8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进行端上吐司的演示。REUTERS/Issei Ka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