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指出高度不平等的问题时，一种常见的回应是“嫉妒政治”正被用来打压质疑。我自己就曾听到这一说法，当时我最近发推文称，英国成年人中最富裕的0.01%所占收入份额几乎达到历史新高，这一结论基于我对英国税务数据的新分析。
在抽出几个月时间撰写一本书关于我们对经济不平等的认知之后，我深感研究表明不平等对人们的危害之大。越来越清楚的是，高度的不平等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感，破坏社会凝聚力与信任水平，并制约经济表现。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平等极大地使未来几代人的竞争条件严重失衡。
损害我们的健康
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民众压力更大、焦虑更甚，幸福感和健康水平更低，社会团结感或社会信任度也更低。对此最著名的研究来自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
威尔金森和皮克特认为，在不平等程度高的社会中，财富的声望日益高涨，贫穷则愈发令人羞耻。这加剧了人们对社会地位的焦虑。金钱以及人们如何使用金钱，对社会地位而言变得愈发重要。
因此，不平等加剧了消费主义的某些表现（“与琼斯一家攀比”），使顶层人群产生优越感，底层人群产生羞耻感，并减少社会交往、信任与社会凝聚力。
这听起来或许像是对我们这个21世纪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晒生活的文化的严厉控诉。但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在19世纪的美国就观察到，富人渴望确立优越地位，稍不那么富裕的人则渴望趋同。
经济表现受损
研究还表明，高度不平等会损害经济表现。它甚至可能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大萧条。
最近这项研究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牵头开展的。这两家机构并非以激进思想策源地而闻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表示：“降低过度的不平等，不仅在道义和政治上是正确的，在经济上也是良好的经济学。”
代表世界最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补充道：
人们能够享受自身努力带来的收益，这一观念始终是投资人力资本、新思想和新产品，以及开展高风险商业活动的强大动力。但超过一定限度后，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削弱市场经济的根基。
高度不平等并非充满活力的经济的自然结果，更绝非必然结果。相反，主要国际组织担心，不平等正在拖累经济增长。
机会有限
不平等还使实现机会平等变得更加困难，并使“有”与“无”之间的分化长期延续。我们过去曾希望，如果社会中有一部分人远比他人贫困，那么这或许只是短期波动。或者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辛勤付出改善自身处境。
我们现在知道，年轻人并非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平等机会展现才华的世界里，一个人的人生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起点。确凿数据和审慎研究表明，社会越不平等，实现机会平等就越困难，社会流动性也就越低。
在美国，这个常被视为机遇之地的国家，通往收入分配顶层的一条常见途径，就是出生在那里，或通过联姻进入其中。在哪个国家，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最有可能登上顶层？答案是瑞典。
不公平且不民主
关于高度不平等，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最后一个令人担忧的方面，相关论述来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如果西方政府不设法进行财富再分配或约束极富阶层，并且允许金钱左右政治辩论，那么21世纪可能会重现一个超级富豪精英阶层，其形态类似于曾经存在过的20世纪初期的那种。这将是极其不民主的，也绝对是不公平的。
高度不平等的每一年，都会进一步考验我们对公平与社会正义的认知，也都会使实现机会平等变得更加困难。选民、政治家以及其他社会行为体有责任发挥各自作用，推动政策回应的政治可行性边界，以及社会可接受的不平等水平发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