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应对环境和社会问题。
向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的转变，凸显了建立稳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合作能够促进社会福祉、创造市场激励，从而推动系统性变革。
2021年1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和商界领袖、活动人士及非营利组织齐聚COP26。在这两周里，人们提出了许多重要解决方案，也达成了意义深远的协议。一项重要共识在会议厅内外以及媒体头条中广泛回响：应对气候危机，需要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开展更多合作。
毋庸置疑，行动刻不容缓。发达市场国家未能兑现每年向新兴市场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已提供的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约18%）被标记为“动员的私人”融资。然而，过去几十年来，私营部门对新兴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已超过政府援助（或官方发展援助）。没有这类投资，就无法实现经济转型和向低碳经济转型。必须调动这笔私人资本，以及因净零承诺增加而催生的资本，来应对社会最紧迫的挑战。私营部门必须参与其中。
当然，呼吁加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局限于气候危机。几乎任何紧迫的社会挑战，都有人提出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加以应对。这似乎已成为应对一系列社会挑战的首选制度性方案，涵盖可持续增长、提升劳动力技能、促进多元化与包容性，以及近来应对疫情等方面。这类合作具有变革潜力，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把它做好。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现实是，有效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很难设计；从历史上看，两个部门着眼于为截然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目标各异，工作节奏不同，而且常常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要有效合作，双方都需要培养“多语能力”，并充分理解对方所能带来的价值。
成功取决于商界领袖能否像政策制定者那样思考，以及政策制定者能否像商界领袖那样思考。
私营部门需要更多从公共部门的角度思考
随着利益相关方资本主义势头日益强劲，商界正在重新定义创造价值的方式。商界领袖专注于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就更有可能优先考虑减少碳排放、提升员工技能，以及打造更多元、更公平的工作场所等社会目标。此外，许多企业不再局限于转型自身组织，而是开始着眼于系统性变革；这一目标需要与公共部门、同行乃至竞争对手合作。
现实是，我们必须超越独自所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设定目标，思考我们携手能够实现什么。
通过合作，私营部门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这一领域过去曾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专属职责。
Carmine Di Sibio。
好消息是，这种思维方式正带来切实变化：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最近获得了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450多家金融机构的承诺，这些机构调动了130万亿美元的管理资产，以帮助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融资。这项倡议既包括EY等机构各自作出的减排承诺，也包括协作性的系统举措，以加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提供私人融资。
同样，可持续市场倡议（SMI）由威尔士亲王殿下和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Brian Moynihan共同担任联合主席，并获得250多位全球首席执行官支持，旨在扩大私人融资的影响力、加快可持续发展；其内容包括与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工作组，以推动公私协作。
这体现了私营部门像公共部门那样思考——将社会变革置于优先位置，并集体调动资源以实现目标。通过合作，私营部门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这一领域过去曾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专属职责。
公共部门需要更多从私营部门的角度思考
与此同时，政府可以进一步利用市场力量来激励变革。对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制定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创造需求、激发创造力并鼓励创新，以实现共同目标。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部门岗位中引入私营部门专长以及了解市场激励机制的人才，以管理私营部门的参与。这将大大有助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沟通合作。
近期宣布的一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先行者联盟——是利用市场激励机制促进公共利益的良好范例。美国国务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召集了一批企业，组成“买家俱乐部”，为难减排行业的新兴技术提供需求，这些技术能够减少碳排放并推动可持续转型。
支持企业家也是引导经济活动服务社会福祉的一种方式；企业家长期以来一直善于运用经济激励机制应对根深蒂固的挑战。例如，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与EY和联合利华合作，试点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低收入家庭的需求。这项倡议鼓励运用市场化方案应对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发展挑战，例如扩大清洁饮水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合作与协作正当其时
我们都知道，现在不该各自为政，而应协作解决问题。现在，私营部门应开展合作，促进社会福祉并寻求系统性变革；公共部门则应推动市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私营部门需要理解社会变革的语言，公共部门则需要创造经济激励，借助私营部门的创新和专长应对社会挑战。通过确立共同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并跟踪影响，我们能够超越对话与愿景，共同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繁荣且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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