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衰退爆发至今已有十年，这是借助时间沉淀重新思考和评估这场危机的绝佳契机。迄今为止，讨论大多集中于经济或政策失误，问责问题则被排除在外。与基层要求惩处责任人的呼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界领导人对问责并不十分在意，让银行家们逍遥法外。这是一个错误。仅举一例，在美国和英国，危机后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连同其他政治因素，对民主政治造成了有害影响，为煽动者崛起并乘势利用民众不满的浪潮创造了条件。
我们的比较研究，由Kieran McEvoy与Neophytos Loizides共同开展，研究显示冰岛与其他国家相比尤为突出。冰岛是一个拥有33万居民的欧洲小国，它为问责的重要性提供了宝贵经验，并启示：若世界再次遭遇金融危机，应如何应对此类问题。
危机爆发数日后，银行业的崩溃，涉及其银行业97%的机构。冰岛当局制定了一项全面的问责政策，该政策基于两个相互交织的目标：查明真相并惩处责任人。一个独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受命记录此次崩溃的成因，新设立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彻底调查并起诉危机前所犯任何罪行的责任人。这两项机制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真相调查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的2,200页的报告不仅记录了冰岛金融体系的种种失误，还提出了具体建议，以保护国家机构免受未来危机的冲击。该报告迅速成为畅销书，在超市有售。它曾是一份热门礼物，家长甚至将其送给孩子，帮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成功起诉了40名银行高管。考虑到该岛人口稀少，以及爱尔兰、塞浦路斯或英国等其他受衰退影响的欧洲国家的比较经验（见下表），这一成就尤为显著。
民粹主义建立在一种简单化的观点之上，即将社会划分为“真正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金融危机之后，银行高管常被（至今仍被）视为“贪婪的精英”，对民众的苦难负有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何公众难以原谅他们。由于不像冰岛那样妥善调查危机成因，别处的狡猾煽动者得以将政治精英和司法机构描绘成腐败体制的一部分。
以下是冰岛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后采取的四项关键举措，其他国家可从中汲取经验。
1. 设立专项调查资源
正如我们与Stefano Pagliari正在进行的研究所示，尽管司法机构是独立的，政界人士仍可采取措施，提升检察官的办案效能。过度或鲁莽的风险承担并不总是受法律制裁，因此检察官必须证明银行家有意违法。这意味着，白领犯罪方面的专业能力对刑事调查不可或缺。冰岛具备这一能力，而大多数其他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则不具备。
2. 真相先行，正义随之
查明真相与惩处责任人同样重要，但只有在特定顺序下二者才能相互促进：真相先行，正义随之。例如，冰岛委员会为参与者营造了一个安全空间，使其能够吐露全部真相，前提是其证词不会用于法庭。若刑事起诉与委员会工作同时进行，银行家们对分享其活动的敏感信息便会有可以理解的顾虑。
类似的塞浦路斯委员会由三名前法官组成，授权偏重法律程序，结果是证词谨慎，遮掩多于揭示真相。然而在冰岛，委员会报告揭露了银行失误的惊人细节后，随之而来的势头使特别检察官得以开始提起指控。
3. 运用司法鉴定技术
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是冰岛成功故事背后真正的秘诀。通过分析数百万个数据点，委员们重建了危机前夕的活动模式。
此外，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的检察官在向法官或陪审团解释白领案件的技术细节时遇到困难，而我在访谈中了解到，冰岛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开发了一套能够还原银行交易过程的模拟系统。将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像，足以确保定罪。
4. 不起诉政治家
冰岛并非事事正确。最重大的失误在于决定为前总理设立特别法庭。他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因其在危机中的角色而被定罪的政治领导人，罪名是“严重过失”，即未能向内阁通报危机中的重大进展，导致三家全国性银行倒闭。即便是如今的反对党政治人物，也承认这是一个不必要地使冰岛政治两极分化的错误。
比较经验以希腊等其他国家的比较经验表明，在危机时期，起诉政治家可能对急需的共识构建产生有害影响。无休止的相互指责将对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政治领导人应在投票箱中受到惩罚，而不是在法庭上受审。
冰岛最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没有出现煽动者。的确，其他因素在保护民主政治免受民粹领袖兴起的影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我想指出的是，该国迅速的经济复苏及其选举制度。
然而，通过追究责任，国家表明其履行了维护法治的职责；这样做或许已在未来数十年保护了民主政治。
在后真相政治时代，一份报告由冰岛特别调查委员会（SIC）发布，查明了危机成因的真相。这限制了“可容许谎言的范围”（引用加拿大著名学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的说法），并挫败了阴谋论。与此同时，在希腊，民粹政治人物仍在质疑引发危机的国家赤字数字。他们坚称，赤字被人为夸大，以迫使希腊接受外部监管。例如，可以想想针对希腊统计机构前负责人接连提出的一波又一波起诉。
政策建议为一整套旨在保护民主机构免受未来金融危机冲击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在白领犯罪调查方面发展出了无与伦比的专业能力。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国家调查企业犯罪的能力如今并不比十年前更强。
冰岛的经验表明，危机后推行问责政策可能保护民主制度免受政治动荡，并加强国家机构，从而使该国免受未来危机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