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已成为一个全面的政治议题。这不足为奇。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之间早已高度融合——正在谈判一项深度一体化协议，其内容超越了以往任何协议，欧盟单一市场计划除外。这使TTIP与众不同。经济学家能否对这类协议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作出判断？
规模并非你所想的那样
关于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人们已经谈了很多；它们合计占全球GDP近一半、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然而，TTIP在某种程度上是欧盟和美国为尽可能保住其世界贸易领导地位而作出的孤注一掷之举。
严格来说，TTIP只会影响欧盟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2011年，这部分贸易占全球贸易的4.4%。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欧盟与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大幅下降。与之相比，东盟+6国家的相应数字为16%。
按当前趋势，到2035年，欧盟和美国合计仅占全球贸易的22%，而东盟+6将占37%；东盟+6成员之间的贸易（17%）将远超跨大西洋伙伴之间的贸易（2.4%）。
TTIP不会扭转这一趋势，但可能使签署方得以通过制定规范、标准及其他规则，继续在世界贸易中发挥领导作用。这正是TTIP的核心：使现行规则协调一致，并探索共同制定新规则的方式。
请注意，应将TTIP视为一项长期努力的延续——这项努力旨在推动监管领域的进展，尽管并不那么显眼。双方已签署若干有针对性的协议，包括1998年的美欧互认协定及其六项行业附件、2000年美欧关于数据隐私保护安全港原则的谅解，以及许多其他实例。双方还建立了若干机构，以促进对话与合作，包括跨大西洋商业对话、跨大西洋消费者对话，以及2007年成立的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该理事会成立于后来被称为“默克尔倡议”的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倡议之后。
一种令经济学家面临挑战的新型谈判
双方对伙伴出口适用的关税平均水平都很低：美国为2%，欧盟为3%。某些敏感产品仍存在关税峰值（美国主要涉及乳制品、服装、鞋类和钢铁制品，欧盟则涉及肉类产品）。逐步取消这些关税会遭遇内部阻力，但在宏观经济层面并非大事。
更重要的是必须谈判的非关税措施，例如服务业监管、运输、公共采购、地理标志和投资。两个标志性议题——氯水冲洗鸡肉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引发了欧洲方面的担忧：标准可能降低，甚至可能出现外国影响强加于国内群体的情况。更不用说公共服务、视听服务、通信和数据安全，这些领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
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禁令；各类产品的认证要求，涉及范围从玩具、汽车到心脏起搏器；化学物质特性信息；标签和包装要求；农药残留浓度上限；以及肉类可追溯性要求。在多数情况下，相关监管有正当目的，例如确保消费者获得信息、提高产品安全性或保护环境。然而，与这些措施相关的跨国差异，无论是否有意，都可能给出口商带来额外成本。有些成本可能源于实质性差异，另一些则可能来自不同的实施方式，例如认证方法、标签要求或技术特性的测量方式。
处理这些监管问题有多种方式。技术标准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相互承认来解决。目前已有七个领域（如医疗器械）的互认协定，即大西洋一侧颁发的认证在另一侧也有效。这种审慎做法未能完全令人满意，私营部门也急于推动标准的真正互认。
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领域，相互承认尤其棘手，因为这类措施往往体现集体偏好。事实上，即便是互认认证机构这种较为保守的做法，也不属于现有食品产品协议的一部分。就食品产品而言，“对我们有益的对你们也有益”这一简单公式并不适用于欧洲和美国之间。
量化评估
这份多方面的谈判议程包含若干不易量化的领域。经济模型可用于评估协议的经济后果，涵盖关税以及与非关税措施相关的条款，包括服务业监管（开创性评估见Baldwin和Francois，1997年）。Fontagné等人（2013年）使用MIRAGE开展评估；该模型是由CEPII开发的全球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尽管TTIP涉及的超越关税的变革复杂多样，这项范围广泛的研究仍依赖于对这些措施及其贸易后果作出的强简化假设；这些假设反映在对其贸易限制程度的计量经济学估算中。
我们的核心情景将逐步但全面取消关税保护，与非关税措施贸易限制程度全面削减25%结合起来，适用于产品和服务部门，但不包括公共服务和视听服务。模拟结果表明，由于该协议，两个签署地区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将增加一半，对农业的影响还会更大。我们发现TTIP引发的贸易转移很少（表1）。
表1：基准情景——TTIP对双边出口的长期影响（%）
注：贸易量；相对于2025年基线的百分比偏差。
来源：Fontagné等人（2013年）。
总体而言，欧盟和美国将实现相近的GDP增幅（+0.3%）。这些数字比欧盟委员会2013年3月发布的研究更为保守，但在性质上并无不同（分别为0.5%和0.4%，见CEPR 2013）。主要结论在于其他方面：贸易扩张的80%以及实际收入增幅的90%以上，都将来自削减非关税措施。监管协调一致是核心问题。
关键在于监管协调一致
非关税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进行评估；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一种虚拟进口关税税率，其对进口的抑制程度与该非关税措施相同。我们的基准评估采用两个来源：商品贸易方面使用Kee等人（2009年）的研究，跨境服务贸易方面使用Fontagné等人（2011年）的研究。这里讨论的保护水平介于30%至50%。Ecorys（2009年）为欧盟委员会编制的大规模企业调查所依据的从价等值指标显示，农业领域的水平较高，制造业较低，服务业则显著更低。采用其他非关税措施贸易限制程度指标时，估算出的影响会发生变化（表2）。事实上，要更好地理解非关税措施的经济影响，还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不过，现有研究表明，非关税措施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很大，通常超过关税的影响。
表2：替代情景——对出口总额的影响
注：贸易量；相对于2025年基线的百分比偏差。替代非关税措施设定见CEPR（2013年）。
来源：Fontagné等人（2013年）。
例如，贸易政策无权改变有关食品安全、金融稳定或空气污染的监管选择。因此，迄今政策制定者已明确表示，这类选择不会受到该协议影响。大西洋两岸的监管体系必须因此加强合作、提高一致性，同时避免不当干涉根植于成熟制度体系的集体选择。这将充满挑战，但潜在收益或许值得承受谈判之苦。
参考文献
Baldwin R. & Francois J.（1997），《北大西洋地区的优惠贸易自由化》，CEPR讨论论文1611。
CEPR（2013），《减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壁垒：经济评估》，为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撰写的报告，3月。
Ecorys（2009），《欧盟与美国贸易和投资中的非关税措施——经济分析》，为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开展的研究。
Fontagné L.、Gourdon J. & Jean S.（2013），《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关系走向何方，将产生何种经济后果？》，CEPII政策简报，2013-01。
Fontagné L.、Guillin A. & Mitaritonna C.（2011），《服务业关税等值的估算》，CEPII工作论文2011-24。
Kee H.、Nicita A. & Olarreaga M.（2009），《贸易限制指数的估算》，《经济学杂志》119：172-199。
合作发布： VoxEU
作者：Lionel Fontagné是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分校巴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Sébastien Jean博士是CEPII主任；CEPII是法国领先的国际经济学智库。
图片：2009年3月6日，一艘集装箱船驶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布勒湾。路透社/Andy Clark（加拿大）– RTXCG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