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如何跨越国界

货币政策如何跨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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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年提醒我们,全球经济中的相互联系与风险至关重要。这些因素引发了热烈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结合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来应对溢出效应,以及此类政策是否需要协调、协调范围应有多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5届雅克·波拉克年度研究会议于2014年11月13日和14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聚焦于 跨境溢出效应,并盘点了我们已知和未知的内容。以下摘要选取了部分论文,并未能充分呈现会议上报告和讨论的全部论文。所有论文均可下载,各场会议的视频也可在以下网址观看: www.imf.org/external/np/res/seminars/2014/arc。

讨论背景

由 Helene Rey 发表的蒙代尔-弗莱明讲座为这些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Helene在讲座中提出了两点主要观点。第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动、风险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存在大幅同步波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金融周期”。第二,也是更具争议的一点,各国无法通过汇率灵活性使自身免受影响。她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引发的资本流动或估值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并指出,对于调整利率和未调整利率的国家,按揭利差受到的影响大致相同。这表明,与传统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述不同,与美元在国际上的重要使用相关的资本流动和估值变化,会对接受国国内金融体系产生重大而复杂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限于汇率渠道。因此,Helene得出结论,只有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可能足以提供缓冲。

第一组论文考察了具体的溢出效应。其中包括:

两篇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论文,更详细地研究了Helene在讲座中提到的一些溢出效应。  Simon Gilchrist、Vivian Yue和Egon Zakrajek——分别来自波士顿大学、埃默里大学和美联储——比较了美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外国主权债券收益率的影响。他们表明,美国常规货币政策意外会使外国收益率曲线趋陡,而非常规政策则会使外国收益率曲线趋平。 Marcel Fratzscher、Marco Lo Duca和Roland Straub——来自DIW Berlin和欧洲中央银行——的一篇论文考察了欧洲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运用。研究发现,欧洲央行政策对许多国家的股价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但对收益率的影响仅限于欧元区,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央行政策增强了市场信心——即降低了隐含波动率以及主权债和银行利差——但对国际投资组合资金流动影响甚微。

在财政政策方面,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lan Auerbach和Yuriy Gorodnichenko提出了一篇创新论文,探讨模型预测公共支出增加应导致汇率升值、而迄今经验数据却显示汇率贬值这一矛盾。他们的假设是,对于计量经济学研究所采用的支出冲击,投资者很可能早已知情,因此升值确实发生了,只是早于支出本身的变化。利用美国国防支出承诺的日度数据,以更好地识别公共支出冲击,他们发现这些冲击通常确实伴随着升值,从而验证了理论预测。

贸易联系随时间不断演变,其中一个原因是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来自密歇根大学的 Christoph Boehm、Aaron Flaaen和Nitya Pandalai Nayar介绍了一项研究,考察2011年日本海啸和地震的溢出效应。他们确实发现,日本发生的供应中断对日本在美国的附属企业进口和生产造成了显著影响。他们的主要结论是,至少在短期内,供应链非常僵化,供应中断可能影响整条链条。

另一组论文考察了旨在减少特定溢出效应的措施及其潜在作用。其中包括:

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Anton Korinek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于界定溢出效应应否引起关注的条件,以及市场均衡有效的条件。他的研究结果无法归纳为简单的结论。但他举例表明,如果各国通过外汇干预,为可贸易部门提供应对资本流动的保险,就可能实现有效配置。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PUC-Rio)的Marcos Chamon和Márcio Garcia考察了巴西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他们表明,资本管制有助于将巴西国内金融市场与全球市场分隔开来,使类似资产的境内外价格出现差异。最初采取的措施在缓解汇率升值方面成效有限,但2011年年中实施的衍生品名义金额税引发了显著贬值——这可能是由其与先前措施的互补作用所推动,同时也得益于货币宽松周期的启动。

来自蒙特利尔大学和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Julien Bengui和Javier Bianchi分析了实施资本管制所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尽管存在因未受监管主体而导致的管制漏洞,但防止金融危机带来的稳定收益仍然很大。

最后一个专题小组讨论了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带来的政策挑战,包括政策自主空间,以及政策协调的潜在领域。

来自经济顾问委员会、目前从伯克利休假的Maurice Obstfeld指出,金融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对审慎政策工具构成挑战。他借鉴蒙代尔-弗莱明演讲的一些结论强调,即使在汇率灵活且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下,金融稳定问题也难以管理。跨境贷款削弱了管控国内信贷的能力,而无论采取何种汇率制度,都会出现“金融三难”:金融市场与全球市场一体化、国家对金融监管与规制的控制权,以及金融稳定,三者无法同时实现。这引出一个重要结论: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审慎政策应对金融稳定问题的效力。Maury强调,今后协调的关键领域包括金融监管、明确的资本管制规则,以及强化以主要货币提供国际流动性支持的机制,以抵消总储备积累带来的不利影响。

曾任加拿大二十国集团框架工作组联合主席、现任贝莱德首席策略师的Jean Boivin强调,政治层面的协调十分复杂,而就战略达成一致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各国承认国际溢出效应对经济状况的重要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候补执行董事Hector Torres指出,非常规政策使全球经济进入未知领域,不确定性和分歧令合作更难实现。他认为,基金组织在阐明溢出效应并促进共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 牛津大学的David Vines认为,全面协调或许难以实现,并呼吁开展“协同的单边改革”:一国改革创造的机会会影响其他国家推进自身国内改革的程度。这是二十国集团采取的一项战略。

不同步的货币政策周期

从这组论文中可以得出一个可能的启示,与当前货币政策挑战相关: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步调不同。如果事实确如(i)Helene Rey所强调的那样,美国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风险溢价、按揭利差等全球共同因素具有驱动作用,而且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强于未来短期利率变化的影响;并且(ii)正如Marcel Fratzscher、Marco Lo Duca和Roland Straub的论文所指出的,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弱于美国非常规政策,那么今后美国和欧洲之间货币政策周期不同步,可能会带来重大政策挑战,并要求开展严肃的政策对话,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央行行长之间。

本文由 IMF Direct

合作发布。作者:Olivier Blanchard目前从麻省理工学院休假,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Luc Laeve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也是蒂尔堡大学金融学教授。Esteban Vesperoni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

图片:2012年5月11日,一名男子在东京一家经纪公司外查看股票报价牌。REUTERS/Toru Ha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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