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与 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合作发表。
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使其政府有权在国际经济治理议题上要求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因此，理解这些国家增长率近期下滑究竟是周期性现象，还是迈向新的、较慢增长状态的持久转型，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放缓影响广泛，这一点在美联储主席 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 就9月推迟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一事援引新兴市场增长担忧时，已表现得十分明显。
数据显示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差距。我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计算了两组经济体不变价GDP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2001-07 2008-09 2010-15 发达经济体 2.46% -1.62% 1.82%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62% 4.48% 5.47% 差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4.16% 6.1% 3.65%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两组经济体平均增长率的差距已较为明显，并在危机期间扩大。此后，它们的增长率有所回落，但仍超过停滞不前的发达经济体。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合并统计，若仅考察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的表现，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更大。
然而，平均数据背后，部分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的增长率出现了令人不安的下滑，甚至有些国家已陷入实际收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巴西经济活动将下降3.03%，俄罗斯将下降3.83%，相比之下，南非预计增长1.4%就显得较为强劲。中国预计增长6.81%，仍低于其此前的非凡增速，并且也被印度预计的7.26%增速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低于去年的4.6%。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下滑，它能否被扭转？中国的经济导向已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支出，转向以消费支出为基础，这一转变使该国增速放缓。该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这些原材料原本用于加工为出口制成品，此种下降正波及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经济学人》认为，由此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构成了一个“大熊市”。
这种下滑可能因制度失灵而加剧。 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 指出，新兴市场需要能够“……在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和权力集团之间平稳调和，以使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占据上风。”的政治制度。他特别以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南非的领导层为例，说明这些政府未能完成这一任务。
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预测，较贫穷国家随着采用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其收入应当赶上发达经济体。若人口增长率较高或储蓄水平较低，这一基本结论将被修正，并可能导致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在出生率下降的同时，利用较高的储蓄率加快了经济增长。
尽管部分时期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大多数经济体并未实现收入趋同。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玛丽亚·A·阿里亚斯（Maria A. Arias）和文毅（Yi Wen）在该行近期刊物《 The Regional Economist》中描述了这一现象。他们解释说，虽然“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以及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人均收入已接近美国水平，但巴西和墨西哥等拉丁美洲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并无增长迹象。对于那些始终无法摆脱远低得多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能还存在一种“低收入陷阱”。
为何生活水平无法提高？阿里亚斯和文毅在讨论了制度欠佳等若干可能原因之后，比较了爱尔兰和墨西哥的情况。他们认为，爱尔兰政府在早期几十年间逐步开放经济、迎接全球市场，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以发展其制造业。这使该国得以受益于资本品中所蕴含的技术。另一方面，墨西哥转而依靠外国资本市场为政府债务融资，使其经济易受货币危机和资本外逃的冲击。阿里亚斯和文毅得出结论：政府应管理资本流入的构成，并控制那些追求短期收益而非制造业发展的资本流动。
但或许正在发生的，是一种更为根本的现象。2013年，哈佛大学的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发表了一篇标题颇为引人入胜的论文，题为“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他们考察了大量国家在10年和20年期的增长率，时间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他们指出，“……各国增长率差异随时间的持续性极弱，因此当前增长对未来增长的预测能力也非常有限。”在承认中国和印度取得成就的同时，他们警告称：“……典型的均值回归程度意味着，即便相对于目前较为审慎、不那么乐观的预测，中国和印度也将出现大幅减速。”他们特别指出，这两个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
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确实放缓，那么 这些国家近期积累的企业债务 可能是近期较为强劲的时期遗留下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在借贷成本较低、未来前景看似无限时显得可控的债务负担，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便更难控制。虽然未必会出现席卷所有新兴市场的广泛危机，但金融部门规模较大的国家易受国际波动影响。
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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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瑟夫·P·乔伊斯（Joseph P. Joyce）是卫斯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该校M. Margaret Ball国际关系讲席教授一职。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REUTERS/Nicky Lo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