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不稳定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反馈循环,是近期欧洲动荡的核心(Acharya 等,2014)。在一些国家,系统性银行危机因银行救助行动规模庞大而引发财政困境(例如爱尔兰)。在另一些国家,严重的主权债务紧张局势导致主权评级接连下调,国内金融体系因而大幅削弱(例如希腊)。在此背景下,尽管财政与金融困境并存对新兴市场而言并不新鲜,但令人意外的是,关于不同类型危机如何交织(所谓“孪生危机”文献)的大量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考察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联系。关于新兴市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Panizza 和 Borenzstein(2008)以及 Reinhart 和 Rogoff(2011)。这些论文记录了银行危机与主权危机之间存在反馈,但没有正式研究其传导渠道。1 在 Balteanu 和 Erce(2014)中,我们通过研究一组宏观金融变量的变化来填补这一空白;财政和金融压力的反馈循环可能正是通过这些变量实现的。我们为该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根据孪生事件究竟由银行危机还是债务危机触发,对其加以区分。
定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涵盖 1975 年至 2007 年的 78 个新兴国家。主权危机依据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数据界定。银行危机则采用 Laeven 和 Valencia(2013)编录的“系统性事件”。合并两个数据集后,我们区分出四类事件:“单一”银行危机;“单一”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债务孪生”危机,即银行危机后在三年内发生主权危机;以及“债务—银行孪生”危机,即主权危机后发生银行危机。按照这些定义,样本中共有 140 起不同的危机,其中 51 起为单一银行危机,61 起为单一债务危机,15 起为银行—债务孪生危机,另有 13 起为债务—银行孪生危机。我们选择宏观金融变量,是为了考察所关注的传导渠道。这些变量既包括直接的资产负债表效应(银行持有的公共债务、央行信贷和公共资本重组),也包括其他间接渠道;这些危机及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政策会通过这些渠道影响经济。2
按照 Gourinchas 和 Obstfeld(2011)的方法,我们采用事件分析法,在围绕事件的六年窗口内估算各变量的条件期望如何取决于距各类危机的时间间隔,同时考虑其他危机发生的接近程度,并以共同的“平静时期”(非危机)作为基准。“平静时期”基准对所有事件都相同,因此系数之间易于比较,也使我们能够比较各变量在不同类型危机前后的动态变化。图 1–8 展示了 Balteanu 和 Erce(2014)中的部分结果,其中绘出了各变量在整个危机窗口内估算得到的系数。
引发主权违约的银行危机伴随哪些变化?
银行、央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银行危机(B)与银行—债务孪生危机(BD)中存在系统性差异。在单一事件发生前,银行对政府的敞口较低,同时获得货币当局的大量流动性支持。事件发生后,流动性支持大幅减少,银行持有的公共债务开始累积。在 BD 事件发生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政府债券快速且大幅增加,同时央行支持缓慢增长;事件发生后,公共债权的增幅趋缓,而流动性支持则骤然上升。这些不同的模式可能源于初始冲击、央行和政府实施的政策、银行业的结构特征,或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事实上,在 BD 事件前后,银行体系规模显著更大(因而在压力情形下需要更多支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更严重(也使当局更有理由出手干预),外国投资者信心的损失也更显著。在“单一”事件中,银行早在危机发生前就已开始缩减规模,并在危机演变过程中继续如此。相比之下,在“孪生”事件中,资产缩减要到银行危机后期才开始,且过程更为渐进。这或许表明,政策应对是试图维持银行业运转,将去杠杆推迟到危机也波及公共部门之后。表 1 显示,在 BD 事件中,当局提供的救助方案规模远大于其他任何类型的银行危机。
表 1. 银行危机强度:静态指标(依据 Laeven 和 Valencia,2013)

来源:Laeven 和 Valencia(2013)、标准普尔(S&P)及作者计算。
注:“NPL”指不良贷款。银行数量变化指危机发生后前三年的变化。财政成本和资本重组成本以 GDP 的百分比衡量。
尽管两类事件发生前的债务和预算状况相似,但银行危机发生后,公共财政状况开始分化。属于“孪生”事件的银行危机与预算赤字更急剧的扩大以及公共债务更大幅度的累积相关联,这表明,与“单一”银行事件相比,它们给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更大。
以银行危机告终的主权债务危机会带来什么后果?
比较“单一”债务危机(D)与“债务—银行孪生”危机(DB)时,我们发现,在后者发生前,银行对政府的敞口更大,其公共债务持有量增长也更快。在这两类事件前后,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都显著高于“正常”水平。不过,D 危机期间流动性支持保持平稳,而 DB 危机期间则大幅增加。此外,DB 事件中的银行业规模小于 D 事件。这些差异可能表明,“孪生”违约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破坏更大,也可能使主权政府支持银行业的余地更小。最后,DB 事件前后,流入经济体的外国资本很少。
D 和 DB 事件发生前的公共财政状况相似,但“孪生”违约发生后,公共支出削减得更为剧烈(公共债务下降也更快)。这可能意味着财政空间不足,也可能意味着采取了更为紧缩的稳定方案,而这或许会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DB 违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复苏也更慢。伴随这些增长动态的是通胀率在“孪生”事件期间比“单一”事件期间下降得更为明显,这进一步表明 DB 违约后实施了严格的紧缩政策。
时机至关重要
除了“单一”与“孪生”危机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孪生”危机本身也绝非同质事件。考虑到“孪生”事件中危机发生顺序不同,我们得以发现两类“孪生”危机在水平和动态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否则,这些差异可能不会受到注意,例如预算赤字、通胀率、对私营部门的信贷或资本流动方面的差异。鉴于孪生危机文献通常不根据最初冲击区分孪生危机,这是一项重要发现。
结论
本文专栏讨论的事件研究通过细致理解不同危机事件前后的经济动态,可为理论模型的设计提供参考。事实上,文献中通常被视为“银行”危机或“债务”危机特征的一些经验事实,只出现在“孪生”事件中。此外,这些结果表明,考虑“孪生”事件中的危机顺序,对于理解其传导渠道和经济后果十分重要。
免责声明:本专栏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应被视为欧洲稳定机制、西班牙银行或欧洲体系的观点。
参考文献
Acharya, V、I Drechsler 和 P Schnabl(2014),《得不偿失的胜利:银行救助与主权信用风险》,《金融学杂志》,即将出版。
Balteanu, I 和 A Erce(2014),《新兴市场的银行危机与主权违约:探析二者联系》,西班牙银行工作论文 1414。
Laeven, L 和 F Valencia(2013),《系统性银行危机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评论》61(2):225–270。
Obstfeld, M 和 P O Gourinchas(2012),《从二十世纪讲述二十一世纪的故事》,《美国经济学杂志:宏观经济学》4(1):226–265。
Panizza, U 和 E Borensztein(2008),《主权违约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08/238。
Reinhart, C M 和 K S Rogoff(2011),《从金融崩溃到债务危机》,《美国经济评论》101(5):1676–1706。
附录:“单一”与“孪生”事件前后的宏观经济动态
图 1. 央行信贷(占资产的百分比)

图 2. 对政府的债权(占 GDP 的百分比)

图 3. 公共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

图 4. 投资组合资本流入(占 GDP 的百分比)

图 5. 央行信贷(占资产的百分比)

图 6. 对政府的债权(占 GDP 的百分比)

图 7. 预算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

图 8. GDP 增长率(百分比)

脚注
1 Reinhart 和 Rogoff(2011)记录到,银行危机对主权违约有显著预测作用,但未发现反向联系的证据。相反,Panizza 和 Borenzstein(2008)发现主权违约可能引发银行危机,但没有发现反向关系。
2 我们考察银行特征(资产、存款和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公共财政(预算余额、收入、支出和债务),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经济增长、通胀、资本流动和外债)。
合作出版: VoxEU
作者:Irina Balteanu 是西班牙银行国际事务部的高级经济学家,负责与 IMF 相关的事务。Aitor Erce 目前是欧洲稳定机制的研究经济学家。自 2006 年起,他一直是西班牙银行国际事务司的高级经济学家(现休假)。
图片:2013 年 2 月 21 日,布鲁塞尔市中心工会和工人示威期间,象征紧缩措施的冰块中可见假欧元纸币。REUTERS/Eric Vid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