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小额贷款不太可能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甚至未必能显著改变他们的财务行为。近期研究表明，我们对小额贷款所能寄望的，至多是让受益者的生活和生意略有改善。因此，金融包容性讨论开始提出：相关努力是否应转向保险、金融教育和储蓄产品，而不是提供信贷（或在信贷之外增加这些服务）。
我们的团队近期在斯里兰卡农村完成的一项大规模实验，与近期的若干实验结果一致，表明这种关注重点的转变或许是正确之举。我们向一组原本没有银行账户的受访者中随机抽取的一部分提供储蓄账户，并配有每周上门收款服务。我们发现，该项目大幅增加了储蓄。此外，我们高频收集数据，因此能够考察储蓄增长背后的机制。资金并非来自消费变化，也不是因为给亲属的钱减少了（或从亲属处收到的钱增加了）。客户通过增加收入，提高了储蓄存款。
转向储蓄
长期以来，人们已知获得正规银行服务能够通过平滑消费、提供应对冲击的保障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但金融产品是否以及如何真正帮助人们摆脱贫困，仍是大量研究和激烈讨论的主题。在小额信贷最初展现希望并迅速遍及发展中世界之后，多种情境下的严谨研究显示，它对创办企业或健康、女性赋权等一系列发展指标影响甚微（Duflo 等，2013；Crépon 等，2014）。Erica Field 和 Rohini Pande 主导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通过合同机制创新，小额信贷可以对创业以及客户生活的某些方面（如建立社会网络）产生更有益的影响。但他们也质疑小额贷款缓解贫困的潜力，尤其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研究一再表明，提供标准储蓄账户能够显著改善家庭支出（Dupas 和 Robinson，2012；Brune 等，2013；Prina，2013；Schaner，2013）。该领域的资金投入反映了发展界对此的热切关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在2010年至2015年间投入5亿美元，为全球贫困人口提供储蓄账户。1
不过，一个重要问题仍未解决：
人们开始使用正规储蓄服务后，家庭中的哪些其他行为会发生变化，从而使这笔流动资金能够存入银行？
迄今的实证研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们通常依据基线调查数据和一次后续调查。由于处理与后续调查之间间隔较长，我们无法判断流动资金增加究竟是因为储户更容易拒绝朋友借钱的请求、因为储户能约束自己的冲动，还是因为储户可以把积蓄投向需要一次性大额投入的生意项目——比如让他能够在店里销售易腐商品的冰箱，或降低送货成本的摩托车。
让这个谜题更复杂的是，几项关于储蓄账户影响的严谨研究发现了“神奇收入”效应——客户开户后，储蓄和家庭投资几乎立即增加，速度大概快到无法用通常的解释来说明。
我们的研究团队旨在开展一项研究，收集足够详尽的数据，以便解答其中一些疑问。
送到家门口的储蓄账户
2008年，斯里兰卡国家储蓄银行（NSB）推出一项新的远程存款收取服务，面向距离该银行网点一公里以内的企业主。在我们的项目中，该银行将服务扩展至农村家庭。这些账户免费，银行代理骑摩托车上门收取存款，并使用无线销售点（POS）终端开具收据，显示更新后的账户余额。因此，客户获得了一种免费、易于使用的储蓄方式。我们的研究样本涵盖156个农村区域，随机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处理组有389人，对照组有406人。
从储蓄账户上门收款开始前五个月起，到开始后13个月止，我们持续收集两组受访者的详细高频数据——包括获邀开设账户者和未获邀者。数据涵盖收入、支出、微型企业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活动。结果显示，处理措施提高了储蓄：
每月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的交易笔数增至四倍，流入银行账户的储蓄金额几乎翻倍，整体储蓄每月增加逾15%，约合7美元。
处理措施使个人总储蓄显著增加，这一增幅在统计上显著且具有经济意义。
那么，这些钱从何而来？虽然有一些证据支持“自我约束保护”这一渠道（因为存款人必须前往网点才能取款），但主要来源是收入大幅增加。处理措施实施后的几个月里，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均大幅上升，分别每月增加近1,000斯里兰卡卢比（LKR）和1,200斯里兰卡卢比，约为样本平均月收入的5%。与“神奇收入”效应相符，这一增幅很快显现，在受邀开设账户后一个月内便出现。这表明起作用的机制并非进行大额一次性投资的能力，因为这类投资的影响理应在更长时间内才会显现。
那么，这种收入增长又来自哪里？
在全体参与者样本中，我们发现工作时长略有增加，但增幅并不显著；收入则显著增加。
我们还发现自雇比例下降：处理组中略高于52%的家庭在第2轮报告自己从事自雇工作；在处理期间，这一比例下降了3.4个百分点。
这乍看或许不合直觉，却完全符合跨期劳动配置标准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见 Blanchard 和 Fisher，1989）。这些模型表明，当实际利率发生变化时——在本例中，是把安全的正规储蓄账户送到家庭门口——劳动时间的最优投入量应当增加。家庭获得上门储蓄账户后，自雇比例下降，工资收入增加。当然，我们还应补充，客户长期来看可能会把储蓄再投资于生意。我们的结果令人意外之处在于：我们否定了非凸的大额一次性投资模型，却仍发现储蓄对收入具有变革性影响。
总而言之，在获得安全的储蓄渠道后，个人增加了工作时间，往往以牺牲自身闲暇和对生意的投资为代价。虽然这可能受到研究地区日工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影响，但它为不断增长的、探讨新增储蓄机会与收入之间联系渠道的文献增添了新视角。
储蓄增加：正规与非正规渠道
储蓄增加的另一个可能资金来源，是客户停止借钱给亲友。金融包容性领域的实践者长期对此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拥有新正规储蓄账户者获得的私人收益，会给其非正规网络中的其他人带来负面溢出效应；因此，未能捕捉这一动态的实验可能会导致政策建议不完整。
为通过实证研究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实验和数据收集策略，以考察处理措施与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类协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称为 ROSCA，在斯里兰卡则称为 seetus。我们的实验显示，该项目并未使受试者把对 seetus 的缴款转走；令人意外的是，参与反而增加了。处理措施使受访者平均参与的 seetus 数量增加0.293个，基准值为2个，增幅超过10%。
虽然这些结果应谨慎解读，因为分配单位数量较少，且组间平衡并不完美，但它们确实表明，银行上门收款非但没有威胁非正规储蓄团体，反而似乎增强了这些团体。参与非正规储蓄团体的增加，又排除了另一个通常用于解释储蓄增加的渠道；这表明，在这一情境下，账户并未被用作向家庭成员隐瞒储蓄的方式。
产品的力量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标准宏观经济模型一致，表明劳动配置渠道对于理解提供新的储蓄和投资机会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模型预测，利率上升会提高当前工资的潜在回报，并促使个人在初始阶段增加劳动投入，以积累储蓄。模型的一个简单扩展还预测，当微型企业的资本回报递减，而现时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呈线性时，人们会从自雇转向工资就业。我们的数据支持这两项预测。我们发现，处理措施使退出自雇的比例增加近8%（在基线平均值为51%的基础上增加4个百分点），且工资就业时长增加。此外，我们发现自雇者的收入增加。鉴于工作时长和企业资本投入均未增加，这表明自雇者的努力程度可能有所提高。
此外，我们的结果或许能抚慰那些屡屡受挫的金融包容性实践者。也许不断探索和改进并非徒劳，合适的产品确实能够带来改变。一项仅仅额外激励人们储蓄的处理措施，带来了幅度足够大的收入增长，使储蓄和支出同时上升。这表明，金融服务创新能够显著影响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动力。
参考文献
Banerjee, A、E Duflo、R Glennerste 和 C G Kinnan（2013），《小额信贷的奇迹？来自随机评估的证据》，NBER 工作论文第18950号。
Blanchard, O J 和 S Fischer（1989），《宏观经济学讲义》，马萨诸塞州剑桥：MIT Press。
Brune, L、X Gine、J Goldberg 和 D Yang（2011），《储蓄承诺：马拉维农村的一项实地实验》，World Banking 政策研究工作论文5748。
Callen M、De Mel, S、C McIntosh 和 C Woodruff（2014），《正规储蓄的源头是什么？来自斯里兰卡的实验性证据》，NBER 工作论文第20736号。
Crépon, B、F Devoto、E Duflo 和 W Pariente（2014），《估算小额信贷对借款者的影响：来自摩洛哥一项随机实验的证据》，NBER 工作论文第20144号。
Dupas, P 和 J Robinson（2013），《为什么穷人不多储蓄？来自健康储蓄实验的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3:4，第1138–1171页。
Feigenberg, B、E Field、R Pande、N Rigol 和 S Sarkar（2014），《群体动态会影响小额信贷客户的社会资本收益吗？来自印度城市的一项随机实验的证据》，《政策分析与管理期刊》33(4)：932–949。
Feigenberg, B、E Field 和 R Pande（2013），《社会互动的经济回报：来自小额信贷的实验性证据》，《经济研究评论》80(4)：1459–1483。
Field, E、R Pande、J Papp 和 N Rigol（2013），《传统小额信贷模式会阻碍穷人创业吗？来自印度的实验性证据》，《美国经济评论》103:6：2196–2226。
Prina, S（2013），《通过储蓄账户为穷人提供银行服务：一项实地实验的证据》，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Weatherhead School of Management 工作论文，
Schaner, S（2013），《行为改变的持久力量：临时储蓄补贴对贫困人口的长期影响》，Dartmouth College 工作论文，。
脚注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如需了解更多议程动态，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
作者：Michael Callen 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助理教授。Suresh de Mel 是佩拉德尼亚大学经济与统计系高级讲师。Craig Macintosh 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Woodruff 是华威大学经济学教授；
图片：居民出现在 Villa 31 贫民窟。路透社/Enrique Marcar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