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去世而转移的财富总量极其庞大。仅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就将有约41万亿美元从逝者转移给生者(Friedman,2009)。但遗产继承的社会影响不只是金钱问题,还涉及金钱能够买到什么、带来什么,以及父母在生命将尽、分配财富时是否会“偏心”。
关于生命末期财富转移的模型研究发现
鉴于生命末期财富转移的规模,理论和实证经济学家对其进行分析并不令人意外。经济理论学家提出了三种关于遗赠及其分配的模型。每种模型都从假设一种遗赠动机出发:利他主义(Becker,1974)、交换(Bernheim 等,1985;Cox,1987),或借鉴进化心理学提出的“遗传子女”假说(Cox,2003)。三种模型都预测父母会不平等地分配遗产。与这一预测相反,实证经济学家发现,父母通常会在子女之间平等分配遗赠。20年前,Behrman 等人(1995)总结了这一稳健的遗赠平等现象,他们写道:“在美国,有限的实证证据表明,无论遗产规模大小,典型做法都是平等遗赠。”后续研究证实,平等遗赠确实是常见做法。
美国人生命末期财富转移的新证据
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我们使用健康与退休研究(HRS)的数据来考察生命末期财富转移。该研究是一项家庭层面的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涵盖了逾26,000名50岁以上的美国人。这里重点介绍我们的两项主要发现。
首先,我们发现,不平等遗赠比通常所认为的更为普遍。具体而言,在立有遗嘱的父母中,三分之一计划在子女之间不平等地分配遗产。
这种不平等遗赠计划尤其集中在我们所说的“复杂家庭”中,即有继子女的家庭,以及父母与遗传子女几乎或完全没有联系的家庭;这类子女往往但并非总是来自此前的婚姻。
其次,尽管相关文献一直关注立有遗嘱的父母的遗赠意向,我们发现,尚未立遗嘱的美国老年父母人数惊人。
图1显示,计划对子女进行不平等遗赠的父母比例呈上升趋势。分析数据后我们发现,样本中受访者年龄增长无法解释这一趋势。我们还发现,计划不平等遗赠的比例上升,与父母的婚姻状况无关。图2显示,复杂家庭中不平等遗赠意向的增幅最大。在简单家庭中,这一增长不那么稳定,幅度也较小,至少截至2008年如此。由于过去60年来婚姻、离婚、同居和非婚生育模式发生变化,简单家庭在美国老年人中的占比高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比例。因此,预测未来生命末期财富转移模式时,应考虑这一构成变化,并区分简单家庭和复杂家庭。
图1:不平等遗赠意向,按父母性别划分

图2:不平等遗赠意向,按家庭类型划分

简单家庭与复杂家庭的遗赠差异
我们得以更精确地量化复杂家庭与简单家庭在遗赠意向方面的差异。在控制社会人口特征、健康和经济变量后,我们发现,有继子女的父母在遗嘱中列入所有子女的可能性,比没有继子女的父母低约30个百分点。对丧偶和离异父母而言,这种继子女负面效应更为显著:根据父母的性别和婚姻状况,留下平等遗赠的概率降低40至60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与部分子女联系有限或完全没有联系的父母,计划平等遗赠的可能性要低得多。数据显示,对于每年至少与一名子女联系不到一次的父母,他们计划平等遗赠的概率比与所有子女联系更经常的父母低28个百分点。
这些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遗传联系(就继子女而言)和亲近关系(就失联子女而言),会影响父母对生命末期财富转移的计划。其他结果显示,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存在互动,可以抵消继子女带来的不利影响。继子女与继父母共同生活的年数越多,被列入遗嘱的可能性就越高:继子女身份持续9年即可完全消除这一不利影响。我们还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同类型的互动,与子女被列入遗嘱的可能性不同有关。平均而言,如果继父母有亲生子女,继子女被列入其遗嘱的概率会低15%。不过,如果预测继子女的收入低于亲生子女,这一不利影响就会完全消除;如果预测收入差距超过50%,继子女反而更占优势。如果继父母定期照料继子女的孩子,这一不利影响也会被抵消。
转而关注没有遗嘱的人群,我们发现,没有遗嘱的美国老年父母比例高得令人意外。尽管立遗嘱的可能性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但70岁及以上父母中仍有惊人的30%没有遗嘱。在健康与退休研究的受访者中,1995年至2010年间去世者有38%未立遗嘱而死亡(即没有遗嘱)。经济学文献通常忽略的无遗嘱继承,对生命末期财富转移的分配有重要影响。
我们的分析表明,简单家庭和复杂家庭中无遗嘱继承的可能性没有差异。在简单家庭中,没有遗嘱时,无遗嘱继承法会在子女间平等分配遗产,这与简单家庭中平等分配的强烈规范一致。在复杂家庭中,没有遗嘱时,无遗嘱继承法对继父母家庭和失联家庭作出不同分配。继父母去世时若没有遗嘱,其继子女不会继承任何遗产。失联父母去世时若没有遗嘱,失联子女获得的遗产份额与“有联系”的子女相同。现有数据无法判断,在无遗嘱情况下去世的复杂家庭父母是否了解无遗嘱继承法的规定,也无法判断他们若知晓这些规定是否会选择相应的分配方式。
结论
过去60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家庭发生了深刻变化。离婚、再婚、同居和非婚生育影响了现代家庭的规模与构成。这些变化影响了美国父母规划或未能规划财富分配的方式,分析生命末期财富转移的人士需要认识到这些变化。只关注立有遗嘱父母的遗赠意向,会对生命末期财富转移形成不完整且具有误导性的认识。经济学家在分析生命末期财富转移时,应认识到无遗嘱继承可能造成的(或许并非有意的)后果。同样,立法者应认识到,适应简单家庭需求的法律规则可能无法满足复杂家庭的需求。
参考文献
Becker,G S(1974),“社会互动理论”, 《政治经济学杂志》,82(6),1063-93。
Behrman,J R、R A Pollak 和 P Taubman(1995), 《从父母到子女》,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经济学丛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Bernheim,B D、A Shleifer 和 L H Summers(1985),“策略性遗赠动机”, 《政治经济学杂志》,93(6),1045-76。
Cox,D(1987),“私人收入转移的动机”, 《政治经济学杂志》,95(3),508-46。
Cox,D(2003),“家庭内部的私人转移: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载于 Munnell,A H 和 A Sunden(编), 《死亡与金钱:赠与和遗赠在美国的作用》,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Francesconi,M、R A Pollak 和 D Tabasso(2015),“不平等遗赠”,IZA 讨论论文8813,德国波恩:IZA。
Friedman,L M(2009), 《逝者之手: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法律图书出版社。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布。文章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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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co Francesconi 是埃塞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Pollak 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是家庭经济学和人口学。Domenico Tabasso 在日内瓦大学担任经济学研究员,并是 NCCR LIVES 研究团队成员。
图片:一人正在数现金。路透社/拉斯维加斯太阳报/Steve Marc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