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体系崩溃之后，修复该体系需要迅速、大胆且非常规的行动，并以前所未有的国际协调为支撑。这项庞大工作的主导力量，是世界上一些最为保守的机构，包括各国央行、金融监管机构和财政部。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在赞扬这一非凡应对的同时指出，即便以传统标准衡量，金融市场改革议程仍是一项“未竟之业”；若将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所需的充足资金纳入考量，改革几乎才刚刚起步。
两年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决定探究，要使金融体系毫无保留地与可持续发展真正接轨，需要采取哪些举措。该署委托开展了一项调研，并由一个阵容非凡的咨询委员会提供指导，成员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的里克·萨曼斯（Rick Samans）、孟加拉国央行行长阿蒂尤尔·拉赫曼（Atiur Rahman）、汇丰银行印度董事长奈娜·基德韦（Naina Kidwe）、巴西银行家协会主席穆里洛·波图加尔（Murilo Portugal），当然还有约翰·利普斯基，仅举几例。
时机似乎恰到好处：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因此有了更多精力展望未来。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谈判为行动提供了关键的国际背景，同时清楚地表明存在巨大的融资缺口，仅发展中国家每年的缺口估计就达2.5万亿美元。最重要的是，事实已清楚表明，需要新的思路和行动。正如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其近期的气候演讲中所强调的，他提醒听众，为转型融资绝不可能是小众活动，因此必须超越即便是最精明、高杠杆的公共财政，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大规模转变。
10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利马年会上，该调研发布了其全球报告。报告基于15项国别研究、总计60份委托工作成果，以及数百场活动和数千次交流，将阐述其核心发现。消息是积极的，或许出乎意料。调研发现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像挽救世界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那样引人注目，但可能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央行行长及其他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守护者，已开始将社会和环境因素纳入金融决策的设计与实践之中。其中一些领先者，正是此前领导应对金融危机的那批人。英格兰银行关注气候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即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民银行同样是典范，其量化宽松政策在动荡时期使中国保持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并在领导中国绿色金融工作组及随后为落实其研究结论而采取的步骤中体现了引领作用。
还有许多机构在应对短期危机中仅发挥了次要作用，但它们正积极应对可以说更为根本的失衡问题。肯尼亚央行与肯尼亚银行家协会合作，已采取措施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巴西央行同样在该国银行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推进了旨在确保更有效风险管理的监管规定。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与巴西证券交易所（BOVESPA）率先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上市要求，恰逢中国即将发布首批政府主导的绿色债券指引。
金融危机后的行动表明，国际社会能够果断地、大规模地行动，确保金融体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非问题所在。这样的雄心需要再次展现，以确保全球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能够演进，服务于其为实体经济融资的核心目标。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开启了新的篇章，阐明了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这样的演进。
作者：Simon Zadek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方案”调研项目的联合主任。您可以在Twitter上关注他，账号为 @SimonZadek。该调研的全球报告及众多配套工作论文将在 发布后通过此链接下载，发布日期为10月8日。
图片：2015年9月29日，日本东京，行人映照在一家券商营业部的股票行情显示屏上。REUTERS/Issei Ka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