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在2016年实现经济增长?

我们如何在2016年实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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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2015年末,世界上稳健增长的地区寥寥无几。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需要快速增长以维持国内稳定之际,这种局面十分危险。其成因多种多样,包括工业国家生产率增长低迷、大衰退遗留的债务负担,以及重新调整新兴市场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的必要性。

那么,如何抵消需求疲软?理论上,低利率本应刺激投资并创造就业。然而实际上,若债务负担导致消费需求持续疲软,新投资的实际回报可能会崩溃。Knut Wicksell一个世纪前界定的 中性实际利率 ——粗略地说,是使经济重返充分就业并保持通胀稳定所需的利率——甚至可能为负。这解释了各国央行为何青睐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国内投资与消费,证据充其量是喜忧参半。

刺激需求的另一种诱人方式是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支出。然而在发达国家,大多数显而易见的投资项目已经完成。虽然人人都看到修缮或更换现有基础设施的必要性(美国的桥梁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配置不当的支出会加剧公众对增税前景的焦虑,可能提高家庭储蓄,并减少企业投资。

可以说,工业国家的增长潜力早在大衰退之前就已下降。美国前财政部长 Larry Summers 推广了 “长期停滞” 一词,用以描述总需求疲软的现象。其成因在于人口老龄化使人们希望减少消费,以及最富有群体的收入占比不断上升,而这一群体的消费水平本已很高,不太可能进一步增加。

结构性原因导致增长放缓,这意味着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通过激发更激烈的竞争、更广泛的参与和创新来提高增长潜力的措施。但结构性改革会触及既得利益。正如时任卢森堡首相的Jean-Claude Juncker在欧元危机最严峻之时所说:“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只是不知道做完之后怎样才能连任!”

既然发达国家实现增长如此困难,何不接受较低的增长率?毕竟,人均收入已经很高。

继续追求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履行过去的承诺。20世纪60年代,工业经济体向广大公众做出了巨大的社会保障承诺,后来又因财政上不可持续的承诺而扩大,涵盖公共部门员工。此外,增长对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因为年轻人——他们随时可以走上街头抗议——必须工作,以支付对老年一代的这些承诺。而且,如果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意味着在一定增长水平下,优质中产阶级就业机会减少,那么就需要更多增长来防止不平等扩大。

最后,还有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典型例子是日本。据称当地政策制定者任由物价下跌、需求萎靡与增长停滞形成的恶性循环蔓延开来。

事实上,这种传统观点可能是错误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当局因未能清理银行体系或重组负债过重的企业,延长了经济放缓。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日本采取果断行动后, 人均 增长率与其他工业国家相当。此外,2000至2014年间,日本失业率平均为4.5%,与之相比,美国为6.4%,欧元区为9.4%。

的确,通货紧缩会增加现有债务的实际负担。但如果债务过高,有针对性的债务重组比全面通过通货膨胀加以化解更为可取。

无论这些论点如何,通货紧缩的阴影仍困扰着各国政府和央行。因此工业经济体面临两难:如何调和增长的政治需要与以下现实——刺激措施已被证明收效甚微,债务减记在政治上不可接受,而结构性改革会过早地给政府带来过多阵痛,致使政府难以轻易推行。

发达国家只剩另一条增长渠道: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使汇率贬值,从而推动出口。理想情况下,由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吸收这些出口,同时为未来进行投资,从而增强全球总需求。但这些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依赖外国资本为投资所需的进口提供资金十分危险。因此,其中数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削减投资,并开始出现经常账户盈余,宁愿积累外汇储备,以维持汇率竞争力。

到2005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Ben Bernanke提出了“全球储蓄过剩”一词,用以描述流入美国的对外盈余,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的盈余。Bernanke指出了其不利后果,尤其是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资源错配。

换言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陷入了一种资本流动与需求的危险共生关系,这与新兴市场危机之前形成的同样危险的格局恰好相反。2008年危机之后,这一格局再次逆转: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埋下了脆弱性隐患,并将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时充分暴露。

在理想世界中,增长的政治需要不会超出经济的潜力。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保障承诺、债务过重和贫困不会消失,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途径。尤其要避免以邻为壑的政策,例如非常规货币政策或长期的汇率干预,这些政策主要会引发资本外流和竞争性货币贬值。

归根结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应履行其维护全球体系稳定的职责,对每一项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长期汇率干预)进行分析并作出审慎判断。当前的“非体系”正推动世界走向竞争性货币宽松,而这对任何人都没有最终好处。争取就自由贸易和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身份达成共识,从而抵制狭隘的地方性压力,将为世界迫切需要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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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ghuram Rajan是印度储备银行行长。

图片:剪影般的工人走过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区的写字楼。路透社/Luke MacGre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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