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麦克白一样，政策制定者往往会为掩盖旧的过失而犯下新的罪行。政治制度的价值，也体现在它能多快终结官员们一连串相互强化的政策失误。以此标准衡量，由19个成熟民主国家组成的欧元区，落后于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经济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衰退之后，中国决策者用了七年时间，以地方政府激进土地出让推高的本土投资泡沫，取代本国净出口日益萎缩的需求。到了今年夏天清算时刻来临时，中国领导层动用了2000亿美元来之不易的外汇储备，试图像克努特国王那样，去阻挡股市崩盘的潮水。
然而，与欧盟相比，中国政府通过最终允许利率和股价下滑来纠正错误的努力，似乎堪称高效迅捷的典范。事实上，希腊失败的“财政整顿与改革计划”，以及欧盟领导人在五年证据表明该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它的做法，正是一种更广泛的欧洲治理失败的症状，其根源深植于历史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汇率机制的惨痛崩溃只是强化了欧盟领导人 维持该机制的决心。该机制暴露得越不可持续，官员们就越顽固地抱住它不放，他们的说辞也就越乐观。希腊的“计划”不过是欧洲玫瑰色政策惰性的又一种体现。
过去五年，欧元区经济政策制定堪称一出惊人的错误喜剧。政策失误的清单几乎无穷无尽：欧洲央行于2008年7月和2011年4月两次加息；对面临最严重衰退的经济体施加最严厉的紧缩；发表权威论著，倡导以邻为壑的竞争性内部贬值；以及一个缺乏恰当存款保险机制的银行业联盟。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怎么能逃脱惩罚？毕竟，他们的政治豁免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官员至少要对国会负责；也与中国形成对比——在中国，人们或许会认为官员的问责性还不如欧洲同行。答案在于欧洲货币联盟碎片化且刻意非正式的性质。
中国官员或许无需向民选议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但政府官员确实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七人）——他们必须就失败向其交代。另一方面，欧元区由官方上并非正式机构的欧元集团治理，该集团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及欧洲央行代表组成，在讨论 “其参与其中的经济计划” 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加入。
直到最近，因希腊政府与其债权人激烈谈判，欧洲公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欧元区——由一个既无成文议事规则、又“秘密”（且不作会议记录）讨论关键事务、也无需向任何民选机构负责（包括欧洲议会）的机构运作。
若将希腊政府与欧元集团之间的对峙视为左派与欧洲保守主流之间的冲突，那就错了。我们的“雅典之春”关乎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个小欧洲国家挑战失败政策的权利，而该政策正在摧毁一代人（或两代人）的前景，不仅在希腊，也在欧洲其他地区。
雅典之春被扼杀，原因与希腊政府的左翼政治毫无关系。欧盟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并贬低常识性政策。
证据A是双方在税收政策上的立场。作为希腊财政部长，我提议下调销售税、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以拓宽税基、增加收入，并为希腊破败的经济提供一剂强心针。任何里根的追随者都不会反对我的计划。而欧盟则要求并强制提高了这三类税率。
那么，如果希腊与欧洲债权人的较量不是左右之争，那它究竟是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克拉伦斯·艾尔斯 曾写道，仿佛在描述欧盟官员：“他们向现实致以虚礼，把它归为仪式性的地位，但这样做是为了确认地位，而非实现技术效率。”欧元区的决策者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正是因为他们无需向任何主权机构负责。
我们这些希望提高欧洲效率、减轻其严重不公的人，有责任推动欧元区的再政治化，作为其民主化的第一步。毕竟，欧洲难道不应该拥有一个至少比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府更具问责性的政府吗？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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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前财政部长，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议员，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图片：2005年6月15日，欧盟旗帜在欧盟委员会位于布鲁塞尔的总部外飘扬。REUTERS/Thierry Ro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