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常见说法是，通胀温和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这一切都归咎于财政政策。
这种说法已经动摇了绿色投资计划，理由是必须收紧财政政策。
然而，以通胀风险为由放弃财政投资是错误的——维护通胀机制应由货币政策负责，而财政投资必须应对战略性挑战。
围绕通胀的公共讨论核心观点是，物价上涨将持续下去，政策制定者“落后于形势”，而稳定锚定的通胀机制正在瓦解。因此，财政政策必须收敛，停止大胆开展新的投资。最近，美国因担忧通胀而搁置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这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阻力。
通胀风险确实存在，不容忽视，但回避一切财政政策是错误的。财政投资旨在长期建设产能，这可能抑制通胀；它应与肩负周期性职责的货币政策分开。此外，对通胀机制正在崩溃的流行说法也应提出质疑。仓促下结论可能代价高昂，包括取消或推迟具有战略紧迫性的投资。
为避免在混乱的争论中仓促下结论，我们应考虑明确的标准来评估财政政策的影响；审慎质疑公共讨论如何描述通胀风险；并提醒自己通胀的结构性驱动因素和风险。
牺牲财政政策
毫无疑问，在美国经济消化需求过剩和供应瓶颈的过程中，财政政策显著加剧了当前的通胀压力。然而，尽管政策制定者确实押下了高风险的赌注，出台了规模异常庞大的刺激措施，但这不应成为排除财政投资的理由。
发放刺激支票仍令人记忆犹新，但财政政策涵盖范围广泛的举措，应从多个维度加以区分，包括：
政策类型。向家庭转移现金，如同碳水化合物被消化后推动需求，却不增加产能；而能够提升产能的投资则有可能抑制通胀。道路、桥梁和港口是教科书中的典型例子，但绿色投资可以扩大能源供应，有针对性的儿童福利则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此外，对能够推动规模扩大、降低成本的早期技术进行公共投资，可在这些技术具备竞争力后带动私人投资。
资金来源。如果新政策以债务融资，其带来的需求冲击会远大于以税收融资的情形；税收融资可能重新分配需求，而非扩大需求。
时机。一次性支票可在几周内发放惊人的金额——前文提到的宏观经济“碳水化合物”。但大规模基础设施支出会在数年间逐步消化，同时锻造投资所提供的经济“肌肉”。
疫情初期，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经济稳定，因此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然而，展望危机之后，我们需要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新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财政政策关乎长期结构性投资——扭曲自身以迎合具有周期性目标的货币政策，听起来并不妥当。
是什么让人们不愿接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与期限各不相同？这必然与高通胀有关：当前通胀处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未见的水平，正值“糟糕宏观经济”时代的尾声。当时通胀高企、增长乏力，必须经历痛苦的衰退才能控制局面。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已成为公共讨论中的一种“思维模型”，人们直接外推当时的风险，悲观论调也始终不绝于耳。
为何将20世纪70年代作为思维模型十分危险
更恰当的历史类比或许是20世纪40年代：战后消费需求激增，而供给侧则难以摆脱战时状态、重新调整用途。
下方图1将20世纪40年代的挤压与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崩裂并置比较。在后一个时期，通胀从未回落到低位，而是一次次创下更高的低点，通胀机制先是出现裂痕，随后逐渐瓦解，最终崩溃——这一过程本身持续了数年。两者的差异显而易见：20世纪40年代债券收益率几乎没有变动，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投资者认为通胀会持续，因此要求获得补偿，债券收益率便大幅上升。
如今，两个时代的动态都加剧了风险背景。不过，经济迅速重新开放，消费需求激增，而供给侧难以调整；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迄今似乎并未理会高通胀。这些情况让我们相信，如今更像是20世纪40年代的挤压，而非20世纪60年代的崩裂；通胀将在2022年期间回落。
无论是否增加财政投资，风险都无处不在
这并不意味着毫无风险——通胀风险处于一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预计通胀会回落，我们也不会回到疫情前的局面，当时美联储正努力应对通胀过低的问题。
未来几个季度，央行行长们面临一项棘手任务：制定货币政策时，将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所有经济因素视为外生条件。
许多批评者指责美联储“落后于形势”，如今正试图通过在2022年加息四到五次，拼命追赶失控的通胀问题。然而，我们不认同美联储目前正采取惊慌失措的做法。如果央行输掉了抗击通胀之战，就需要无序收紧政策，令市场预期措手不及，并由此引发衰退，以遏制失控的物价。现在断言有此必要还为时过早。
话虽如此，如果通胀在2022年开始根深蒂固而非回落，美联储就有责任选择一条痛苦但最终痛苦较小的道路：引发衰退，以保护通胀机制。最可能令通胀固化的两大风险，是预期失去锚定以及出现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迹象。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家庭和市场都没有出现预期失稳的迹象；工资增长虽快，却低于通胀，而非高于通胀。
尽管存在种种风险，美联储仍很有希望控制住通胀。事实上，随着经济在2022年继续放缓、通胀回落，美联储的利率路径可能面临相反的风险：收紧过度，引发不必要的衰退和痛苦的失业。无论是否增加财政投资，当前局势都异常棘手。
新冠疫情并未终结结构性力量，也未消除挑战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喜欢追踪数据流中的每一处细微变化。但为了避免迷失在噪声中，我们努力以结构性叙事为锚来解读数据。
下方图2显示，只有耐用品价格高得异常。通胀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非耐用品和服务——虽处于高位，但并未高得异常。
然而，如果耐用品通胀要持续如此高企，我们就必须愿意承认，新冠疫情终结了推动耐用品价格长期通缩的结构性力量。数十年来，全球价值链和自动化这两大结构性力量一直发挥着作用。新冠疫情并未终结其中任何一种力量——贸易仍在增长，我们也想不出有什么因素会阻止自动化。
正如我们应记住通缩力量很可能会持续存在，我们也不应忘记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挑战，例如绿色投资，具有战略紧迫性，需要持续进行大规模投资。
展望未来，我们应让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让货币政策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意味着现在就作出长期结构性投资决策，并让作为通胀机制真正守护者的货币政策将其纳入考量。目前，经济有很大机会实现软着陆并控制通胀。但如果事实证明通胀机制确实面临风险，捍卫它就是货币政策的职责——削减未来投资赢不了这场战斗，还会输掉另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