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本文探讨了技术进步、全球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自由化在这一不平等扩大中的作用。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自由化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超过某一点后,进一步自由化的净效应对社会可能是负面的。
过去几年间,经合组织(OECD)一直关注经合组织国家中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问题。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近期出版,为这一讨论注入了新的动力。
总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表现为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也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内部从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的转移。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影响,从教育机会的分化到健康状况和整体福祉的分布。尽管各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但收入不平等加剧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人们正在探寻更具包容性的战略,使社会中更多群体能够从GDP增长中受益。
收入不平等的成因
关于这一趋势的成因,已有大量讨论。在本世纪之交,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生产技术变化中的技能偏向减少了对高中辍学者的需求,同时提高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由于教育体系未能跟上对毕业生日益增长的需求,技能溢价大幅攀升。
技术的快速进步指向一个日益赢者通吃的社会:新兴行业的早期进入者攫取了惊人的租金,微软、谷歌和Facebook是最极端的例子。这促成了收入分配从劳动向利润的持续转移。
近来,关注点转向了全球化的作用。90年代,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过小,不足以解释相对工资的大幅变化;而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份额增长如此迅速,以至于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已不能再被忽视。然而,全球化的这种影响比直接加剧不平等更为微妙。对金砖国家而言,全球化相当于GDP的大幅增长,因而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更为微妙。工资分布日益向右偏斜。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中等的工人工资越来越接近,在收入分布的左侧形成一个庞大群体,而前10%人群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急剧攀升,使分布形成了一条又长又厚的右左尾部。
具体而言,中产阶级正在失去优势(参见Autor等人,2013)。中产阶级恰恰从事那类既面临激烈全球竞争、又极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因此,对中等教育水平工人的需求下降,其工资相对于低学历工人的优势也随之缩小。尽管总体经济有所增长,美国中位数工人的实际工资自1990年以来却有所下降。
上层阶级掌握着在技术驱动型世界中需求旺盛的专业人力资本,而下层阶级则主要从事无法贸易、无法从金砖国家进口的个人服务业。此外,这些行业的工作对技术创新的敏感度低于制造业。
从政策角度看,这一诊断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向上流动的路径依赖于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下层而言,教育是改善其地位的最佳途径。子女的未来最有效的保障在于更好的教育——务必让他们竭尽全力获得尽可能高的学位。这一逻辑已不再适用于所有人。它对教育程度分布的上端仍然有效,因为从好大学获得学位的回报已经上升。但对分布的下端则不再适用,因为完成高中学业或多读几年大学的回报已经下降。
然而,贸易和技术并非过去几十年间不平等急剧加剧的唯一解释。
1980年以来,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自由化也起到了很大作用。DiNardo、Fortin和Lemieux(1996)表明,最低工资下降和工会衰落加剧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Lee(1999)和Teulings(2003)的后续研究表明,分布下半部分工资不平等的扩大,即便并非全部,也有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同一时期最低工资的下降。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女性,因为女性本身工资较低,因此最低工资对她们的影响更大。
从美国目前普遍较低的最低工资水平出发,提高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失业损失是有限的。这与英国近期的经验相符:在英国,引入最低工资对工资不平等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对低技能工人找到工作的机会几乎没有影响。法国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法国的最低工资起点要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的进一步提高会对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最低工资——只要定得不过高——因此对工资不平等有很大影响,而对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小。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工资水平才算不过高?
我采用一条经验法则:至多4%的工人实际上可以领取最低工资。如果领取最低工资的人超过4%,失业损失就会变得相当可观。然而,除美国与法国之间的结果差异外,没有实证证据支持这一经验法则。遗憾的是,由于中低学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已经缩小,更多工人的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不远,有限度地提高最低工资的策略现在会更早触及这一4%的临界点。
制度与劳动力市场
为什么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此重要?为什么自由市场不能带来最佳结果?
我们逐渐开始理解为何工资决定制度如此重要。经济学入门课程中教授的标准拍卖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拍卖模型假设所有求职者和所有有空缺的企业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相遇。一位假想的拍卖师报出一个潜在工资率,记录该工资下的潜在供给和需求,然后不断调整报价,直到达到使供给等于需求的均衡工资率。
现实情况则不同。求职者和企业个体相遇后,就一个可接受的工资进行双边协商。若未能达成一致,双方都会继续寻找其他机会。关键在于,并不存在一位来确定工资的拍卖师,工人和企业必须自行达成协议。因此,关键在于双方中哪一方拥有更好的议价能力——是工人还是企业?自由市场能否从社会福祉的角度产生恰当的议价能力分配,完全没有保证。
当Pissarides(1990)和Burdett与Mortensen(1988)首次提出分析这些模型的理论框架时——后者因这项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奇迹,实际的议价能力分配与社会最优状态大体吻合。后来,Stevens(2004)表明,企业可以通过使用递延薪酬计划来节省工资支出。工人最初领取较低工资,只有在同一企业工作数年后才能获得更高工资。如果工人在此之前辞职,企业便无需支付这些更高的工资。
递延支付将工人与企业绑定在一起,从而减少了外部竞争的威胁。对于这一结果,没有一个务实的人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正是雇主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大多数工资合同都包含广泛的经验和任期等级。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薪酬安排使权力天平向雇主一方倾斜,超出了从社会角度看所希望的程度。雇用一名工人变得过于有吸引力。企业开始相互挖角,导致在招聘活动、过度的人员流动以及使工人熟悉新岗位的培训成本上的资源浪费,而这些工人此后很可能因新的录用邀请而很快离职。这种权力平衡的变化,也可能促成了总收入从劳动向资本的分配转移。
我与Gautier和Van Vuuren(2010)共同证明,即使企业不采用Stevens所说的资历薪酬曲线,而是提供固定的统一工资合同,只有在求职存在强烈递增的规模报酬,且企业能够在见到潜在候选人之前承诺支付招聘溢价时,才会出现效率。在其他所有情况下,企业都拥有过多的议价能力。
Robin和Postel-Vinay(2002)表明,企业甚至可以采用更为激进的策略:仅在外部企业威胁挖走其工人时才提高工资。随后,企业可以以极低的起薪雇用学徒和其他年轻工人,并等待这些工人获得外部录用邀请后,才支付任何加薪。实证证据表明,这类安排确实在实践中被采用,尤其是针对低技能工人。这种工资合同使权力天平更加倾向于雇主,因此比Stevens分析中的情形更进一步偏离社会最优。
在这类环境中,工资制定中的细微制度差异都可能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劳动力市场制度自由化的浪潮,最终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它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从而创造了大量就业,但超过某一点后,进一步自由化的净效应从社会角度看可能是负面的。
《 金融时报 》与《 经济学人 》均对在美国提高最低工资、并在德国引入最低工资的主张表示认同。这种支持可能是有道理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自由化很可能存在某种最优程度。在某些情况下,世界可能已经越过了这一点。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布。
作者:Coen Teulings,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为CEPR研究员
图片:2012年8月26日,一名女子走过里斯本街道上的涂鸦,涂鸦写着“1%的人致富,99%的人贫穷”。路透社/Hugo Corre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