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唐纳德·特朗普或许令人措手不及，但在一个日益对唯利是图的全球化经济感到不满的世界里，这一结果本就在意料之中。失去的不仅是就业岗位，不平等也在加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及其引发的冲突，还导致大量难民和经济移民外流。这些变化正威胁着撕裂整个社会。财富聚集在顶层，落入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而金字塔底层的人们只能为残羹剩饭而挣扎。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提出的保护主义赢得了许多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边缘化的人们的认同。矛盾之处在于，特朗普本人是坚定的资本主义者，从他声称反对的全球化经济中获益巨大。
催生特朗普的民意可以理解，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却伤害了那些他声称要维护其利益的人。的确，我们需要挑战经济全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筑起高墙、割裂社会。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多融合与合作。我们需要一种制度，让受益于全球化的大型企业与众多蒙受损失的小企业和劳动者能够公平竞争。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种追求社会福祉而非增长的新经济制度。
为何我们需要超越增长
在我的新书《GDP之后的世界：后增长时代的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中，我指出，只有认识到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执迷是社会面临诸多紧张局势的根源，这一转变才有可能实现。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代表的增长模式，将全球化市场描绘成繁荣的驱动力，也推动不计代价地增加产量。结果，工业价值链转移至远东，企业借助当地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这引发了其他地区劳动者的不满，也使这些所谓的“新兴经济体”遭受严重的生态破坏。
此外，华尔街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增长让我们相信，金融市场最善于配置资源和创造财富。2008年的崩盘敲响了警钟。但显然警钟还不够响亮：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特朗普都让投资银行家进入政府担任要职。
对增长的追求摧毁了非正规经济体系，而这些体系是许多人的重要安全网；取而代之的是只让少数人受益的正规市场活动。它还创造了规模经济的激励，促使大企业压倒小企业；它偏袒竞争而非合作，把对自然的开发描绘成进步，并将公民简化为消费者。
非洲也出现了这种疯狂现象。“非洲崛起”的说法被用作借口，加速对人和自然的开发，同时将其包装成成功的发展故事。
后GDP时代的愿景
好消息是，国际社会已准备好转向后GDP时代的繁荣理念。我认为，这是彻底重塑全球经济的关键机遇。
从联合国到世界经济论坛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都已多次呼吁重新定义繁荣。这意味着应关注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奖励提升福祉的国家和企业，惩罚损害福祉的国家和企业（往往是因为它们沉迷于增长）。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许能为改变游戏规则提供亟需的切入点。
事实上，将增长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纳入考量后，发展图景便截然不同。以印度和中国为例，它们是增长至上理念中的两颗新星。预计两国每年都要花费数千亿美元，应对污染、环境污损和社会不平等引发的危机。GDP轻易忽略了这些成本，但它们真实存在，而且数额巨大。
从全球范围看，许多大型产业谈不上高效，甚至并不盈利。一项由联合国支持的研究显示，从化石燃料行业到采矿业和集约化粮食生产，一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给社会和环境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它们创造的收入。这些公司或许有利于增长（主要是让它们自己的腰包更鼓），却无益于福祉。
采用后GDP框架后便会发现，全球贸易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其成本超过收益。我们应转而推动区域贸易体系——在国内以及跨境开展贸易——赋能社区建设公平、可持续的地方经济。可再生能源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它有利可图、价格低廉，还能赋能人们。石油和煤炭则显露出明显的低效、昂贵和破坏性。
后增长战略将把人及其生态系统置于发展政策的核心。这有助于自下而上地构建一种不同的经济。其成果包括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小企业跨境合作，并支持家庭与社区。超越增长，我们就能回应许多人对变革的诉求，也能摆脱特朗普所代表的过时且危险地流于简单化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