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大规模反腐败行动已推进了若干关键目标：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坚持任人唯贤制度的信心；遏制了长期以来公共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削弱了既得利益阻挠改革的能力；并提升了习近平在私营部门人士中的人气，尽管在官僚体系中远没有同样的效果。简言之，习近平的肃贪行动增强了党和改革者的力量。问题在于，他们将把改革抱负推进到何种程度。
习近平显然尚未完成改革。在上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了一套 法律改革方案 ，旨在为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得到妥善实施，这些改革将建立一套更高效的合同制定与执行体系，为市场新进入者扫清道路，并加强中国竞争法的实施。
更加忠实地遵循法治，也将促成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立，减少私营部门的欺诈行为，包括财务报告方面的欺诈。这与资本渠道的扩大相结合，将有助于加快服务业发展，而服务业对于创造城市就业机会不可或缺。
更好地管理中国规模可观的公共资产——其中包括3.5万亿至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量土地持有，以及对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的多数股权——将与这些努力相辅相成。事实上，这可能有助于促进竞争、鼓励创新、加强金融体系并扩大资本渠道。
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目前，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仍遵循列宁主义旧有的“制高点”模式：党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并控制主要企业和行业，同时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推动着增长和就业。在此背景下，中国正在追求的“贤能专业主义”十分重要；但它无法取代公营或私营部门的真正竞争——至少在创新和结构转型是目标的情况下如此。
当然，习近平也可以简单地宣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过去运作良好，将来也会如此。但对发达经济体微观经济动态的经验表明（中国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这种立场缺乏说服力，因此习近平不太可能采取这种立场。
另一种选择是开展持续的私有化计划，缩减国家庞大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规模。但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一直发挥着良好作用，使其能够实现极高的投资率，从而推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许多发达经济体则因资产负债表构成不佳而遭受严重影响：资产规模有限且衡量不充分，债务和非债务负债则过于庞大。
事实上，鉴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存在同样情况），更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储备确实有其价值，因为它能够间接促进资本和财富分配更加平等。公共资产不仅可以用于缓冲冲击、应对不利趋势，也可以帮助为社会保险扩展提供资金。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国有资产的总量，而在于这些资产集中于少数公司和行业——这种局面会给经济表现带来风险。鉴于此，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不是出售国家持有的资产，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实现资产多元化。
这种做法将带来多方面的益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能够使庞大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与市场作用的扩大相协调，从而促进就业、激发创新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为此，公共部门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经济知识和技术基础的投资仍将至关重要。
此外，中国资产持有的多元化将大幅深化其金融市场。未来几年，随着国有部门市值中已交易或可交易的份额从目前较低的10%至15%基数上升，更多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将参与中国股票交易；目前中国股票交易由散户投资者主导。这将为日益富裕的人口增加储蓄选择，并加强对长期投资和发展的支持。
债务市场也将从这项举措中受益。随着私营部门与国有部门的界限逐渐模糊，后者长期以来享有的银行融资优先权以及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使用将逐步减少，从而推动公司债券市场扩展。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公共实体持有更加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市场干预以偏袒国家持有大量股份的既有企业的动机将大幅减弱。这一点与竞争法执法力度的加强相结合，将大大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明确规定受托责任和治理机制，将有助于确保公共持有资产得到管理，以实现长期风险调整后回报最大化；国家和公民是受益者，市场则是效率和创新的裁判者。管理最佳的国有企业可以脱颖而出——或继续保持地位——成为成功且重要的参与者，在适应更广泛市场竞争的同时，将创新与规模经济结合起来。
事实上，公共部门的资产管理可以“外包”，由私营资产管理机构竞标承接。这将加快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为储蓄者和投资者带来深远益处。
中国无需放弃大规模资产持有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就能让市场在微观经济层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它可以摒弃制高点模式，发展本国版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兼取两者之长。所需的只是政府始终坚定地致力于公共利益——当然，还要有一套执行娴熟的改革战略。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学者，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图片：2012年10月23日，在天津滨海新区海河岸边，居民正在用网捕鱼。政府正在此地建设于家堡金融中心。路透社/迈克尔·马蒂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