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衰退会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吗？在主要央行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空间的情况下，下一次周期性下行是否可能演变为崩盘？理论上，财政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这一空白。过去十年里，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财政政策的推崇日益高涨，下一轮经济下行期间，财政微调很可能会受到广泛检验。他们说得对吗？
我持怀疑态度。财政政策受政治化影响过深，难以持续替代现代独立、技术官僚型的央行，而后者迄今在短期稳定方面大多发挥主导作用。在根本性但争议极大的问题上（涉及增长、长期稳定和资源配置），财政政策应起主导作用，而至少在发达经济体，这些问题需要以民主方式决定。然而，学术界将财政政策描绘成客观、技术官僚式的工具，常常让人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美国电视连续剧“白宫风云”。
在这部广受好评的剧集中，虚构的美国民主党总统杰德·巴特利特（Jed Bartlet）受过经济学训练。他是一位善良、有道德的人，身边有同样怀有善意、才华横溢的幕僚相助，善于权衡专家的复杂建议，做出细致入微的经济政策决定，在效率、公平与政治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当然，他在推动立法时常常遭遇反对，但巴特利特和幕僚们通常能够获胜。剧中反对巴特利特的右翼意识形态者不仅品行不端，而且智识浅薄，这一点也无甚妨碍。
不只是学术经济学家主张，鉴于超低利率环境下货币政策的局限，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许多主要央行官员也坚持认为，财政政策除了发挥其传统作用（决定政府支出、投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分配）之外，还可以在经济微调和对抗衰退方面替代货币政策。
在浏览经济学期刊和学术经济学家的重要会议时，人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模型，《白宫风云》式的财政政策——审慎、可靠、可信——似乎为这类论点提供了支撑。但近期的文献和辩论几乎完全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深入研究过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当时得出的教训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
正因为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混乱、激烈争夺的妥协，而且这些妥协往往会在之后的选举中被推翻，大多数国家才转向央行负责短期稳定政策。现代独立、技术官僚型央行可以说是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创需求管理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最伟大的创新。政府可以也应当就政策的长期方向做出重大决定，但若有人认为立法机构能够持续做出精细调控的决策，那他就是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之中。
事实是，如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高度两极化，决策往往由极其微弱的多数票做出。例如在美国，民主党眼中的财政政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增加支出和转移支付的机会；共和党则认为，财政政策意味着削减税收以缩减政府规模。这类分歧必然导致政策反复摇摆。作为短期稳定工具，财政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难以把握时机和校准力度，而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却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尤其是在过去20年里，央行官员越来越认识到，稳定、一致且可预测的政策与任何短期决策同样重要。事实上，在一场又一场的会议上，人们都能听到央行官员权衡措辞细微变化及其对市场预期影响的微妙之处。
但在《白宫风云》式的学术论文中，财政政策职能（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被假定为完全稳定且可预测。所有有关可信度和一致性的问题都被预设为不存在。
下一次衰退中，某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也许会恰好在校准和时机上打出一记好牌，这是有可能的。没错，央行有时也会判断失误。但若认为我们应当抛开两者之间的职责分工，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同样天真的是，认为强化失业保险和转移支付等“自动稳定器”，就能在无需政治行动的情况下实现调整，从而解决财政政策可信度的所有问题。事实是，稳定器必然产生激励效应，关于应在多大程度上扩展这些稳定器的政治斗争也不可避免。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在任何特定情形下，政策制定者都可以（而且常常会）推翻自动稳定器。
正确的解决之道不是抛开货币政策，而是设法在低利率环境下增强其效力，或许可以通过更公平、更有效地运用负利率来实现。在此之前，货币政策受到掣肘，而财政政策成为主角，我们应预料到商业周期将更加剧烈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