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经济前景黯淡，增长持续停滞，通缩威胁迫在眉睫。经济学家 Martin Feldstein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倡议持怀疑态度，如今称之为“失败”。费尔德斯坦说得对吗？还是欧元区能够成为其缔造者所设想的“最优货币区”？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各种汇率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于70年前，旨在管理“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度——这是一种混合制度，汇率通常固定于美元，但偶尔可以调整，以改善一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最初几十年里，由于美元可直接兑换黄金，这一制度明显偏向“钉住汇率”。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具有破坏性的竞争性贬值之后，这为全球货币秩序带来了显著稳定。
但固定汇率制度也削弱了美国管理国际收支的能力。因此，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单方面放弃美元兑换黄金，任由主要货币汇率彼此浮动。
这种制度有重要优势——最显著的是，它使美联储能够向经济注入资金，以防止或遏制衰退。但它也带来严重风险，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贸易失衡就是一例。
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兑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货币升值了50%；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其四个主要竞争对手则出现巨额顺差和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为纠正这些失衡，五国签署了 广场协议，同意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元诞生了，目标是通过扩大欧洲经济体的“本地”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信息流动来提振欧洲经济。1991年，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对欧洲经济体而言似乎是值得的权衡；如今看来，这或许是个错误。
事实上，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本应提醒欧元区的缔造者：束缚各国货币当局的手脚未必是好主意。如果欧元区按照 罗伯特·蒙代尔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构想运作，以劳动力和资本的调整取代汇率调整，并使冲击具有同质性（而非不对称性），情况就会不同。此外，德国统一的经历表明，政治联盟是此类联盟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欧元区的表现不符合上述任何一项标准。最突出的是，欧元区国家遭遇了强烈的不对称冲击，而由于缺乏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它们几乎不可能作出应对。因此，它们一直难以摆脱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
要理解货币政策的纠偏作用，只需看看日本近期如何逐步摆脱数十年的滞胀。货币扩张是首相安倍晋三经济战略的三大关键举措之一——这一做法本可以早几年实施，以遏制日元大幅升值。问题在于，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的前任们行事时仿佛受制于固定汇率制度。
与日本不同，欧元区国家未能采取大胆的货币政策措施，并非出于自主选择。唯一可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是集体调整欧元相对于区外货币的价值。但各国对通胀或通缩价格水平的容忍度差异很大，限制了这一工具的使用。
诚然，欧洲经济一体化——可以说，这一进程随着欧元区的建立而达到顶峰——也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利益。正如罗伯特·舒曼提出建立欧洲共同体构想时所承诺的那样，一体化避免了德国与法国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否有必要建立如此大规模的货币联盟，值得怀疑。
无论如何，欧元区已经存在，而且到了今天，要将其彻底解散将极其困难。因此，当下的目标应当是朝着最优货币区迈进。
首先，欧洲领导人必须认识到，按目前的构成，欧元区范围超过了欧洲的最优货币区。部分成员国——希腊肯定如此，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可能也是如此——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否则，它们将继续在一场又一场危机之间挣扎，而属于最优货币区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也将承受后果。
优化欧元区成员构成后，下一步是确保政治整合继续推进。由此将形成一个更强大、更高效的欧元区，其收益确实能够超过成本。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小滨裕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经济顾问，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东京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
图片：这张照片插图拍摄于2011年12月9日的罗马，可见欧元硬币。路透社/托尼·真蒂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