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日，由于未就2014年预算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正式进入停摆状态。政府停摆在美国并不新鲜：自70年代末以来已发生过17次此类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1995至1996年克林顿政府任内。基于这些既往经验，分析人士和评论员普遍认为，停摆的直接影响将较为温和，迄今为止市场反应也相当平静。然而，停摆持续时间越长，对GDP的影响就越大。
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美国债务上限，国会须在10月17日前就此达成协议。若未能达成协议，可能会——尽管并非必然会 引发 ——美国部分债务义务违约。若无法达成协议，分析人士一致认为，10月的定期拍卖可能不得不推迟或缩减规模，以避免触及债务上限。不过，月底时财政部的现金缓冲将耗尽，恰好早于11月1日到期的重大支付义务（约670亿美元，用于社会保障金、医疗保健项目和军人薪饷）。若要使美国在技术上对其债务违约，财政部需要未能支付美国证券的本金和/或利息，而这是否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采用“创造性”解决方案或对支付进行优先排序。尽管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但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11月15日可能是最后的倒计时，当日到期的利息支付高达320亿美元。
技术性违约的情形可能极为可怕（参见 此处 的摘要），但市场迄今几乎未对政府停摆予以关注，对临近的债务上限截止期限的反应也相对平静。美国违约是“不可想象事件”的典型，其发生可能性按定义被定价得极低。在以往的债务上限僵局中，包括2011年最近一次，总会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此次债务上限讨论与政府停摆同时出现也并非首次——1995年同样如此。
这一次，若干因素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局势。首先，政治形势不同。多位评论人士指出，出于若干内部原因，强硬派共和党人在2013年可能远没有2011年那样容易妥协。 Edward Luce，例如，在《金融时报》撰文认为，停摆归根结底表明共和党领导层意识到自身比两年前更弱，并试图通过极端的强硬姿态来为自身争取合法性。因此，他们固守立场的动机可能被低估；众议院议长博纳近期的立场也印证了这一点。
同样， Ezra Klein 指出，尽管2011年两党之间存在一些（虽然有限的）接触点，但在当前形势下这似乎已不可能。其次，全球环境也不同了。2011年发生评级下调时，美国仍在享受全球避险资金的大量涌入，这一涌入先由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随后又因2011年的欧元区危机再次出现。2011年夏天，欧洲危机跌至新低，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影响，投资者迫切到甚至愿意接受德国国债（Bund）和英国国债（Gilt）的负实际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视为全球的避风港。风险偏好仍远低于危机前水平，但自2012年9月以来，欧洲局势一直在改善。第三，货币政策也不同。美联储全力行动，关于缩减量化宽松（tapering）的讨论尚未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1995年政府停摆期间，美联储 意外地注入了250亿美元 ，这是在1994至1995年间一系列加息之后的首次。
与此同时，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只能等待并希望不可想象之事不会发生。欧洲人在本土已亲身经历过不可想象之事，即塞浦路斯事件，因此对再来一次几乎毫无兴趣。虽然性质和规模显然不同，但就市场心理而言，塞浦路斯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相似。尽管在危机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可能削减存款（本金削减，haircut）的讨论公开进行，但存款在危机爆发前仍保持着显著的稳定。直到不可想象之事最终确实发生：欧元集团最初同意对投保存款人实施本金削减，引发了挤兑，而这一挤兑只能通过另一件不可想象之事——在货币联盟内实施资本管制——才得以遏制。
即便不去考虑美国国债违约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仍可能推动资金流入欧洲市场。由此可能产生若干后果。首先，欧元可能升值，削弱欧洲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南欧企业，而此时欧元区的调整仍然脆弱。其次，资本流入可能流向欧洲中与美国国债最接近的替代品——德国国债（Bund）。这对德国会有小幅好处，但也会使其他成员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应对不可想象的尾部事件很困难，但塞浦路斯的经验表明，它们可能成为现实。被迫去想象不可想象之事的不确定性，可能已经对欧洲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敦促美国政治体系 尽快 结束其政治僵局——欧洲应坚持这一点。美国应结束这种高度危险的博弈，以免在拖累自身的同时也拖垮欧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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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未必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Bruegel合作发表。
作者：Guntram B. Wolff是Bruegel主任，法国总理经济分析委员会（Conseil d’Analyse Economique）成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Silvia Merler是Bruegel的附属研究员。
图片：一名工人于2013年10月8日经过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路透社/Jason R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