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报道欧盟时，耳边充斥着关于欧洲衰落的种种论调，而这些论调必然伴随着一个值得庆贺的推论：世界其他长期遭受剥夺与边缘化的地区正在崛起。如果欧洲在世界上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经济或战略上占据主导地位，只因其他国家已开始攀登通往更大财富与影响力的崎岖之路，那么即便是欧洲人，也理应从内心欢迎这一变化。
如果欧洲人不得不为自己的钱财更加辛勤地工作，从而使全球不平等得到些许缓和，这正符合欧洲所自诩并希望推广的价值观：团结与社会正义。或许正因如此，我半开玩笑地在一篇题为“庆祝欧洲的衰落”的文章中写道，欧洲政策制定者是时候舒展紧锁的眉头，为欧洲相对衰落所昭示的、对全人类整体的巨大益处举杯庆贺了。
正如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所指出的，尽管自2008年以来西方富裕国家一直深受金融危机困扰，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全球经济加速增长期基本上仍得以延续。 事实上，繁荣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蔓延。曾经，西方少数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生活水平率先跃升，与其他大多数国家拉开了“大分流”的差距；如今，这一局面终于被“趋同”所取代，世界其他地区正在赶上发达世界的生活水平。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约80个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趋同。它们的增长率平均比美国高出近3.25%。从全球视角看，2008年后的这一时期仍是 “全球增长的黄金时代”。
初到布鲁塞尔的第一年，我常常希望欧洲人能像别人看待他们那样看待自己。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受伤感：它花费大量精力确保外国学生学业一结束就立即遣返回国，或禁止遮盖头部的服饰，或确保商店不会在一年中不恰当的时段搞促销。我也难以理解，欧洲人为何在人口日益萎缩的地区持有反移民情绪；也难以理解他们为何指责印度和中国的碳排放来自供暖充足、备有大量瓶装水的房间。还有，他们为何如此憎恨努力工作。
在我写成报纸文章之后，有一件事长久地萦绕在我心头：安特卫普一家珠宝公司的老板双眼怒视、胡须颤抖，谈及印度人为何能胜过欧洲同行。他将此归因于印度人不知疲倦的职业道德，归因于他们愿意周末照常营业，并在必要时“一天工作24小时”。我此前从未见过有人把“工作”一词说得如此咬牙切齿，仿佛它是一个骂人的字眼。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最大的特权莫过于少工作，而这似乎恰恰是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的特权。人们对于接纳那些可能比当地人愿意承受的工时更长、报酬更低的经济移民，怀有根深蒂固的愤怒。我得出的略带讽刺意味的结论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真正渴望的是工作的权利；而在欧洲，目标却是度假的权利。
欧洲内部对欧洲问题的看法、评价和反应，自然与我的看法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无需像我那样时刻拿发展中国家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恰恰构成了我观察的框架。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能够理解，这场第一世界的“危机”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必然是怎样的感受。渐渐地，一种不情愿的同理心穿透了我对欧洲屡见不鲜的虚伪与傲慢的烦躁。
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显然比从未拥有过某物时更难。舒适与特权的常态化速度惊人。对于一代没有任何另一种现实记忆的人而言，放弃这些确实是一项艰巨的要求。这绝非欧洲或欧洲人独有的现象。它让人想起中国年长一代与当今年轻人之间的差异，即19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出生的“小皇帝”们。前者深知何为 吃苦（chi ku）， 即“eat bitterness”，在需要时更倾向于忍气吞声、勒紧腰带。对他们而言，中国共产党当代形象所赋予的种种自由（致富、自主择偶、旅行）是他们十分清楚可能会像出现时一样突然消失的特权。
而中国的二十来岁年轻人则不然。对这些年轻人而言，竞争性强、消费主义盛行、全球化且蒸蒸日上的中国才是常态。对他们来说，购物、恋爱以及出国留学的自由，是他们绝不会在不经一番斗争甚至革命的情况下放弃的权利。
从2010年起，随着欧元危机愈演愈烈，即便是我这样的怀疑论者也日益清楚地看到，欧洲政策界的焦虑与街头的抗议绝不仅仅是一个富家子弟的牢骚。危机加速并强化了过去二十年间经济力量逐步东移已然推动的趋势。
在寻求纾困的国家中，所需进行的改革在速度和深度上都比没有共同货币（即欧元）所施加的特定约束时更为痛苦、更为仓促。欧元剥夺了成员国通过货币贬值摆脱破产困境的能力。
经济学家之间曾就德国以及芬兰、奥地利等北方欧元使用国所要求的严厉改革是否恰当展开了激烈辩论。这些改革是否加剧了问题、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还是说，只有给体系来一记猛烈的冲击，才能促使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接受早已必要、但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改革，而若非有枪口顶着脑袋，它们本不会接受？
然而，无可争议的是，紧缩措施在这些国家造成了切实的痛苦：青年失业率高达50%甚至更高，慢性病患者面临医疗经费的大幅削减，饥饿 迫使人们在垃圾桶里觅食，这些都绝非富人自我放纵所带来的问题。
南欧强制推行的变革在速度和力度上的影响，远不止于物质生活的倒退。由此在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内部，以及欧洲大陆北部日耳曼国家与地中海南部国家之间引发的社会与政治摩擦，正在侵蚀欧洲理念本身的正当性。
严峻的问题随之浮现：民主制度能否吞下来自外部的不受欢迎的指令，无论这些指令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鲁塞尔还是柏林。尤其是，若经济长期低迷，紧缩之痛很可能看不到明确的尽头。
但当欧盟可行性的问题被提出时，我的心头一紧。欧盟并不是一个容易让人热爱的东西，尤其对于 一名报道其日常运作的记者而言。灰扑扑的欧盟官僚与自以为正义的议员、无休止的程序与毫无约束力的决议，以及规范水果弯曲度和规定游乐场白炽灯使用的法规，都不足以引发人们热烈的依恋。
然而，另一种选择令人不寒而栗。陷入危机的欧洲，只会滋生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倾向：从排外与保护主义，到部落式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重新抬头。失业率急剧攀升、经济停滞以及对政治机构信任的侵蚀，都不是可以无动于衷看待的发展，尤其是考虑到欧洲有过内战的历史，以及法西斯主义等毁灭性的意识形态。
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已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逐渐壮大，从法国的国民阵线（FN）和荷兰的荷兰自由党（Dutch Freedom Party），到希腊激进左翼政党联盟Syrzia。当人们感到被围困时，便会四处出击，在各个角落寻找替罪羊：从移民到穆斯林，从外国投资到全球化。在这种氛围中，宽容与同理心通常是最先牺牲的东西。
欧洲计划遏制了几个世纪以来在大陆各交战帝国与国家之间盛行的恐惧、偏见与暴力。欧盟所蕴含的理念（包容、开放、和平与繁荣）恰恰是那种能让人联想到激昂交响乐作为想象中听觉背景的理念。
是的，欧盟机构的实际运作充斥着欺瞒与傲慢，并被一种冗长繁琐的程序癖好拖累。但它的本质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培育、投入与远见，才能穿越欧元危机以及一个更加多极化、全球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所撕开的种种陷阱。
幸灾乐祸固然诱人，但世界其他地区对欧洲的困境幸灾乐祸，于事无补。正如印度和中国增速放缓所证明的，一个备受围困的欧洲不仅对世界经济健康而言是坏消息，也是对人类最大希望所寄托的理念的打击。那就是：一个更新的世界并非注定重蹈历史覆辙，而是能够摆脱排斥与仇恨的破坏性模式，将那传说中由多样性孕育出的统一编织在一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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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印度可谓是一个原型的欧盟，它将一个社会与文化结构多样的广阔地区编织成了政治与经济联合体。与欧盟一样，它与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理念恰恰相反：在那种理念中，单一宗教、单一语言与共同敌人构成了唯一可持续的政治单位的“自然”基础。但是， 正如印度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所指出的，按欧洲传统的理想民族国家标准，应算作成功的是巴基斯坦，而非印度。
在独立国家的60多年历程中，印度打破了这一理想所包含的排斥与分化，证明了在看似破碎的多元之中，成功塑造强大而共同的身份认同是可能的。
如果欧盟愿意花心思去看一看，印度即便不能作为指南，也可为欧盟自身那项意义重大的事业提供希望：摒弃“民族”国家同质化的暴政，转而选择拥抱差异与聚合。但是，欧盟以其一贯的傲慢，并不愿向别处寻求启示，尤其不愿把目光投向这个肮脏、贫穷、人口稠密的印度。
相反，欧盟官员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迅速摇头叹息，抱怨印度不愿“从欧洲的帽子上拔下一根羽毛”（即不愿借鉴欧洲经验）。他们举出的典型例子，正是印度在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打交道时的笨拙。
尽管我相信，印度在违背现代政治惯例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本身就值得欧洲学习，但反过来同样显而易见。南亚仍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振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各国之间的区域贸易与经济联系，可能会为各方带来巨大利益。
如果德国和法国能够找到克服其血腥历史的办法，那就证明，历史上的敌意并不必然无休止地阻碍合作；经济需要与政治智慧能够促成摆脱“以邻为壑”心态及有害行为模式的突破。
本文改编自 《Punjabi Parmesan: Dispatches from a Europe in Crisis》。
作者：Pallavi Aiyar 是印度《The Hindu》报的东南亚记者，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图片：2006年12月13日，一名保加利亚女裁缝在距首都索非亚东南约160公里（99英里）的帕尔沃迈镇一家工厂中制作欧盟旗帜。REUTERS/Stoyan Nen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