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前夕，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评估报告，审视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战略，旨在从以往的研究和经验中汲取教训。十多年过去了，许多——甚至大多数——教训仍未得到重视。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保持中等或较高的GDP增长是推动发展、提高收入的关键。当然，危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重大挫折，且复苏周期漫长，大幅削弱收入和财富的增长。但十年是很长的时间，经验所要求新兴经济体采取的做法与它们实际所为之间，差距依然很大。
一些国家实现了持续的中等或较高增长，其基础是高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而这些投资主要由国内储蓄提供资金。相比之下，长期维持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会造成脆弱性，并且随着外部金融条件变化，往往会引发扰动。以外国硬通货借款尤其危险，因为本币贬值可能导致负债激增。因此，新兴经济体应努力控制债务水平；但所需控制的程度取决于增长，因为强劲且有韧性的GDP增长会降低杠杆率。
汇率水平也很重要。通过积累外汇储备实现长期低估汇率，会削弱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生产率的动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成因。此外，外汇储备资产的回报通常很低，因为只要经济增长，本币就会升值（即使其汇率仍被低估）；这种状态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货币高估带来的风险更为严重。首先，可贸易部门的增长和就业会受到不利影响，根本原因在于贸易条件与经济的生产率水平不匹配。
此外，货币高估通常伴随着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对外国资本融资投资的过度依赖。如果外部金融条件有利，这种局面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近期经验表明，外部条件一旦变化，国家就可能被迫允许本币贬值，或动用央行外汇储备大量购入本币，以推迟贬值。
无论如何，市场最终会迫使货币大幅贬值，且贬值往往来势迅猛。结果是信贷收紧，资产负债表恶化（尤其是企业或银行以外币借款时），投资萎缩，增长再受打击。
这些失衡源于对资本账户管理采取放任态度，其依据是这样一种假设：资本市场激励与增长战略总是相互一致。事实上，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国家凭借这种做法实现持续增长的例子。诚然，资本市场并非敌人。但外部投资者与国内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充其量并不完美。
成熟的投资者经常坚持认为，经济增长并不能决定投资回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投资回报取决于金融资产估值等多种因素。只有在简化的理论模型中，这些估值才会仅由预期基础现金流的增长决定。
有人或许会认为，估值与潜在增长动态在短期和中期内可能背离，但最终会趋于一致。无论这一判断是否正确——而它很可能是正确的——大多数金融投资者并不关心长期表现，他们的代理人通常也不会因长期业绩而获得奖励。
金融投资者明白，令人满意的回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失衡和风险也可能随时迫使他们仓促离场。正如新兴市场经济学家Robert Subbaraman在近期一份报告的标题中所说：“尽情享受派对，但要靠近出口。”
这种做法对投资者而言合乎理性，却不利于政策制定者实现持续增长。因此，成功的资本账户管理必须着眼于促进稳定、控制风险，并使资本市场资金流动与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保持一致。
在后危机时期，发达经济体的超低利率推动资本流入以本币计价、收益率较高的新兴市场资产。与此同时，许多新兴市场企业以美元或欧元借款，其中一些企业几乎没有美元收入，甚至完全没有，难以匹配以美元计价的偿债义务。
经验表明，这种做法风险很高。只要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利率所隐含的风险溢价（一般而言，资产价格所隐含的风险溢价也是如此）就会低于对系统内实际风险及其演变的合理评估。对于着眼于短期的投资者来说，这场派对值得享受——但要待在出口附近。
对许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调整增长模式势在必行：更加重视韧性，并更积极地管理债务和资本流动及其对资产价格、汇率和增长的影响。否则，不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危险将使派对戛然而止，并可能引发金融传染。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已经有紧张不安的投资者开始向出口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