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影响个人福祉?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广为人知地指出,就消费而言,经济周期的成本微不足道(Lucas 1987, 2003)。此类发现为一种简单明了的增长政策铺平了道路,这种政策往往以经济增长的规模而非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评估。
然而,增长轨迹——无论是剧烈波动还是平稳——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尽管普通民众对此感受强烈,并导致生活满意度的报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在新论文中报告的分析(De Neve et al. 2014)揭示了个人在经历宏观经济正向与负向波动时的方式中存在的这一重要不对称性。
我们发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对负向增长的敏感度是对正向经济增长敏感度的两到八倍。与经济扩张带来的心理收益相比,人们在衰退中所遭受的痛苦要大得多。
这些结果表明,希望提升福祉的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地关注防止萧条,而非助长繁荣。我们的结果还解释了为何GDP增长并不总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多年增长积累的适度幸福收益,可能仅因一年的收缩便被抹去。
衡量对正向与负向增长的敏感度
我们以福祉报告作为“体验效用”的代理指标,表明与同等规模的收益相比,人们对国民收入损失赋予了更大的福利权重。为了全面了解个人如何应对正向与负向增长,我们使用了三个大型数据集中的福祉指标。我们使用的数据包括:来自151个国家的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数据;取自具有代表性的250万名美国受访者样本的BRFSS数据;以及涵盖四十年间多个商业周期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数据。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经济增长与福祉存在显著关联。然而,当将其按正向与负向经济增长加以区分时,我们发现这一结果主要由负增长年份所驱动。
衰退年份与福祉下降存在显著关联。然而,我们并未发现正增长年份与福祉之间存在即时关系。
在下方图1所示的欧洲晴雨表模型中,经济扩张10%与生活满意度标准差增加0.07相关,而经济收缩10%则与生活满意度标准差下降0.41相关——后者的幅度约为前者的六倍。在欧洲晴雨表所采用的四级生活满意度量表(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完全不满意)上,这些标准差分别对应0.09分的增幅和0.55分的降幅。简言之,在宏观经济环境中,个人对损失的感受远比对同等收益的感受强烈得多。
这一基本发现在 De Neve et al. (2014)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其中引入了个体控制变量(包括失业数据)、滞后变量以及个体预期。总体而言,正向与负向增长的不对称体验在几乎所有模型设定中都保持稳健,并且在各数据集中的国家-年份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美国各州季度固定效应模型中同样成立。
图1:经济增长与生活满意度的变化
为何个人对宏观经济损失的感受比同等规模收益更为强烈?
对此重要的后续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一种根深蒂固的机制可能是,个人对负面发展的反应本就更为强烈。人类对负面刺激的过度敏感性,以及“坏比好更强”的普遍发现(Baumeister et al. 2001、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可能源于进化生物学的解释,因为就生存而言,规避威胁比错失机会更为重要(McDermott et al. 2008)。
经济收缩时期不仅伴随着国民收入的损失,还会导致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Bloom 2009、 2014),而关于宏观经济趋势的负面新闻相较于对应的正面趋势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报道,这可以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Soroka 2006)。动荡的商业周期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样也是引人注意的刺激因素(Wiggins et al. 1992)。 Luechinger et al. (2010) 强调了经济不安全感在加剧焦虑与压力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公共部门就业的个人——这些人总体上享有更多的工作保障——其主观福祉受经济冲击的影响,小于私营部门中可比的工作者。
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幸福感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也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关于经济增长与福祉之间关系的长期争论。考虑到涵盖整个商业周期的可用较长期数据,似乎在世界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中,尽管过去四十年间其实际GDP几乎翻了一番,福祉报告却并未上升(见下方图2)。这一结果与 Easterlin et al. (2010)的研究相呼应。短期数据(使用同时包含正向与负向增长年份的年度增长数据)与长期数据(涵盖一个或多个商业周期的实际GDP数据)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结论,形成了所谓的“悖论”,或许可以结合此处讨论的宏观经济“损失厌恶”结果来更好地理解。衰退可能迅速抵消长期扩张期所带来的福祉收益,并导致从长期看国民收入与平均福祉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图2:各调查年份下若干国家的总体生活满意度
希腊可以说明这一现象。图3展示了希腊的欧洲晴雨表可用数据,说明了正向与负向经济增长的不对称体验。1981年至2008年间,实际GDP增长超过50%,而生活满意度总体上仅小幅上升约5%至10%(大部分福祉收益出现在后一个稳定增长的十年中)。始于2008年的衰退导致平均福祉下降,抹去了此前所有的收益。如今,希腊的平均福祉水平低于历史记录,尽管实际GDP仍远高于历史水平。衰退的心理成本远比(负)增长数字所显示的更为深重。
图3:1980–2012年希腊的主观福祉(SWB)与实际GDP
增长政策的启示
对这种不对称敏感性的更深入理解具有宏观经济政策意义,并有助于解决一场长期存在的争论。一方面,对收入—幸福感悖论的典型解读表明,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增长对于改善社会福祉而言是徒劳无益的手段。另一方面,那些发现福祉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研究者,通常由此得出结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社会有益。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观点:旨在制造经济“繁荣”、却又冒着哪怕是相对短期“萧条”风险的政策,不太可能在长期内改善社会福祉。稳定的正向增长,即能够将经济收缩风险降至最低的增长,似乎是提升整体福祉最有可能的途径。
合作发布: VoxEU
作者:Jan-Emmanuel De Neve是UCL政治经济学与行为科学助理教授,INSEAD经济学与政治学客座教授,并担任LSE经济绩效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高级研究员。Michael I. Norton是哈佛商学院市场营销部门的商业管理教授。
图片:Yan Changzai(右),羽绒加工与制造公司Snowbird AG的首席执行官,以及首席运营官Qiu Duoxiang,于2014年9月29日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为该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抛洒羽毛。REUTERS/Ralph Orlow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