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危机再次提醒我们，全球化也有其弊端。不仅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等积极理念比以往更容易跨越国界，环境问题和疾病等有害影响也同样如此。
这场危机还提醒我们，政府和公民社会至关重要。面对埃博拉这样的疾病，我们不会求助于私营部门来控制其传播。相反，我们会求助于各类机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这支杰出的医生和护士团队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世界各地贫困国家民众的生命。
即使是那些主张拆解政府机构的右翼狂热分子，在面临埃博拉引发的危机时也会求助于这些机构。政府应对这类危机时或许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其表现不如我们所期望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国家和全球层面都没有为相关机构提供充足资金。
埃博拉疫情还带来更多启示。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疫情之所以迅速蔓延，一个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饱受战争蹂躏，许多民众营养不良，医疗卫生体系也遭到重创。
此外，在私营部门确实发挥关键作用的疫苗研发领域，它几乎没有动力投入资源应对折磨穷人或贫困国家的疾病。只有当发达国家受到威胁时，才会有足够动力投资疫苗，以对抗埃博拉等疾病。
这与其说是对私营部门的批评，不如说是事实陈述；毕竟，制药公司经营并非出于善心，预防或治愈穷人的疾病也无利可图。埃博拉危机真正质疑的是，我们为何依赖私营部门去做政府最擅长的事。事实上，若有更多公共资金，埃博拉疫苗 本可以在数年前就研发出来。
美国在这方面的失误尤其引人关注——以至于一些非洲国家对来自美国的访客采取特别防范措施。但这恰恰凸显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美国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系正在失灵。
诚然，在医疗体系的顶端，美国拥有一些世界领先的医院、研究型大学和先进医疗中心。但尽管 美国在医疗上的人均支出 以及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其健康状况指标却着实令人失望。
美国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 17个高收入国家中排名最末 ，比瑞士、澳大利亚和日本短近四年。美国女性的这一排名也倒数第二， 比日本的预期寿命低五年多。
其他健康指标同样令人失望，数据显示，美国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健康状况都较差。而且至少三十年来，情况一直在恶化。
多种因素导致美国在健康方面落后，其中的教训对其他国家也有参考意义。首先，能否获得药物至关重要。美国是少数不承认获得药物为基本人权的发达国家之一，而且比其他国家更依赖私营部门，因此许多美国人无法 获得所需药物 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俗称“奥巴马医改”）改善了情况，但医疗保险覆盖仍然薄弱；美国50个州中，近半数拒绝扩大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项计划为美国贫困人口提供医疗资金支持。
此外，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在若干欧洲国家的紧缩政策大幅推高贫困率之前，这一点尤其明显），而童年时期缺乏营养和医疗保健会产生终身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的枪支法律导致其暴力死亡发生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而对汽车的依赖则是公路交通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美国严重的不平等也是其健康状况落后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与上述因素叠加时更是如此。贫困人口更多、贫困儿童更多、无法获得医疗保健、体面住房和教育的人更多，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也更多（他们往往食用会导致肥胖的廉价食品），因此美国的健康指标不佳并不令人意外。
但即使是收入较高且享有保险保障的人，美国的健康状况也比其他地方更差。或许这同样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有关。我们知道，健康与压力有关。努力攀登成功阶梯的人深知失败的后果。在美国，阶梯的级距比其他地方更大，顶端与底端之间的距离也更远。这意味着焦虑更多，进而导致健康状况更差。
健康是福。但各国如何构建医疗卫生体系及整个社会，对健康结果影响巨大。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为过度依赖市场力量、未能充分重视平等和社会正义等更广泛价值观付出高昂代价。
经授权与 The Conversation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曾任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图片：2014年10月6日，弗里敦洛库帕医院附近，一名医护人员准备防护装备时，其身影映在镜中。路透社/克里斯托弗·布莱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