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自2009年以来，已有逾5.4万名美国纳税人主动站出来，自愿披露其借助离岸账户逃避的税款。美国税务机关已通过该计划征收超过80亿美元（IRS 2015）。许多政府都为逃税者提供与美国这一计划类似的自愿披露计划。在一些国家（例如奥地利、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主动自愿披露的逃税者无需缴纳任何罚款；而在其他国家（如美国），罚款数额较大，但仍远低于税务机关若发现逃税行为本应处以的罚款。
这些计划中有许多针对的是通过离岸避税天堂进行的逃税。全球家庭约将其8%的财富持有于避税天堂（Zucman 2013）。鉴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财政状况困难，多国政府加大了对这部分离岸财富征税的力度。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便是自愿披露计划。
自愿披露计划承诺，通过促使逃税者主动站出来，增加税收收入。此外，这些计划也为那些确实忘记在纳税申报中纳入境外账户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另一方面，许多人担心，仅因逃税者在侦测概率上升的情况下选择坦白，就让其逍遥法外，是否有失公平。第二个担忧是，这种宽大处理会鼓励逃税。
因此，国家是否应对自愿披露的逃税者给予更优惠的待遇，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人们或许会反对对多年从少缴税中获益者予以宽大处理，但逃税也是少数几种其损害可以追溯纠正的罪行之一（通过补缴所逃税款及利息）。尽管有这些道德考量，自愿披露计划至少必须满足一项基本要求：即使可能导致逃税增加，它也应当增加税收收入。本文旨在回答这一点是否成立。
担心自愿披露计划会增加逃税，这种担忧是否现实？答案取决于人们选择自愿披露的原因。一个理性决定逃税的人，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不会改变主意。例如，逃税在社会上可能已变得不再被接受，从而令人产生负罪感；或者侦测概率可能已经上升。
有证据表明，人们所感知的侦测概率起着很大作用。2010年初，德国从一名避税天堂银行员工处获得了举报者提供的数据。在获取这些数据之后，自愿披露的数量立即急剧上升（见图1）。这大幅提高了人们感知的侦测概率，促使个人主动站出来，披露其此前所实施的逃税行为。
更一般地说，在自愿披露计划下，只要侦测概率保持较低水平，逃税者便不会有所反应。然而，当侦测概率上升时，自愿披露提供了一种以相对较低成本坦白的选择。因此，在存在自愿披露计划的情况下，一个人在决定是否逃税时（远在其知道未来侦测概率将如何变化之前），其决策几乎如同侦测概率确定处于较低水平一样。由于侦测概率越低，逃税越有吸引力，因此若存在自愿披露计划，人们会逃更多的税。若没有自愿披露这一选项，每个人都会将侦测概率可能的上升纳入考量，因而逃税的可能性会降低。
在Langenmayr（2015）一文中，我以2009年美国推出自愿披露计划为契机，对这一预测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比较美国居民在常被用于逃税的离岸银行中心的存款与对照国家的存款，我发现，在自愿披露计划于2009年推出后，美国居民的离岸存款相对于对照组显著增加。这一结果证实，引入自愿披露往往会增加逃税。
然而，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设有自愿披露计划。这是有其原因的：即便税务机关知道逃税者的身份，评估隐匿收入的税款和罚款的成本也非常高。知道资金藏匿于何处的逃税者本人，可以以较低成本准备自愿披露（与纳税申报表一样，需包含评估税款所需的全部信息）。因此，税务机关通过提供自愿披露计划，可以节省行政成本。在Langenmayr（2015）中，我还表明，尽管自愿披露计划的存在会增加逃税，但提供自愿披露确实能在扣除行政成本后增加税收收入。
德国税务机关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行政成本的重要性。
绝大多数德国税务机关表示，自愿披露之后行政成本显著降低。当被问及工作时间减少了多少时，回答范围从30%到90%不等，其中三分之二的机关表示工作时间减少幅度超过80%。
自愿披露问题在今天尤为相关，因为逃税的侦测概率已经上升（例如，由于举报者或与避税天堂之间信息交换的改善）。在此背景下，自愿披露计划颇具吸引力，因为它能在不给税务机关带来过重负担的情况下增加税收收入。
当政府预计侦测概率将进一步上升时，应考虑在自愿披露后提高罚款。尽管自愿披露对逃税有负面影响，但提供自愿披露仍是一个好主意，至少只要主要目标是在扣除行政成本后最大化税收收入。
参考文献
IRS（2015）“离岸合规计划创造80亿美元；美国国税局敦促民众利用自愿披露计划”，美国国税局新闻稿，10月16日。
Langenmayr, D（2015）“逃税自愿披露：增加税收，还是增加逃税激励？”，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即将出版）。
Zucman, G（2013）“国家失踪的财富：欧洲和美国是净债务国还是净债权国？”，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8(3)：1321–1364。
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如需紧跟 Agenda 动态， 订阅我们的每周新闻简报。
作者：Dominika Langenmayr，德国艾希施泰特-英戈尔施塔特天主教大学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教授，同时为CESifo附属研究人员。
图片：一名员工走进办公室。REUTERS/Eddie Keo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