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在学术政治经济学和大众媒体中都很常见。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在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得出结论:“更多的政治权利对增长并无影响……第一课是,民主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Barro 1997,第1和11页)。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的崛起, 《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指出:
“一党非民主制度固然有其弊端。但当它由一群较为开明的人领导时,正如今日的中国,它也可能带来巨大优势。一党可以直接推行在政治上十分艰难、却对推动社会在21世纪向前发展至关重要的政策[……]”
在《民主促进增长》一文中,我们利用1960年至2010年间多国面板数据提供证据,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我们的结果表明,民主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健且显著的影响。我们的核心估计显示,一个从非民主转向民主的国家,在长期内(大约未来30年)人均GDP约高出20%。这些效应虽然较大,但并非不可信,并且表明过去50年全球民主化的上升(超过30个百分点)带来了约6%的全球GDP增长。
实证估计
在估计民主对增长的影响时存在若干挑战。首先,现有的民主指数通常存在相当大的测量误差,即使一国的民主制度并未真正改变,其民主得分也可能出现虚假变化。其次,如图1所示,民主化之前往往会出现GDP的暂时下降。因此,要可靠地估计民主对未来GDP的影响,就需要对GDP过程的动态进行建模和估计。最后,即使控制了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民主变化仍可能与其他变化相关,或对当前或未来的经济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引发明显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Acemoglu等,2005;Brückner和Ciccone,2011)。
图1

我们在论文中逐一处理了上述问题。我们借鉴Papaioannou和Siourounis(2008)的重要工作,构建了一个二分式民主指数,剔除了标准数据集中民主得分的虚假变化,并在大部分分析中依赖该指标。我们同时利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Polity数据集的信息,以及其他对民主的编码方式,来解决模糊案例。由此得到一个衡量民主的0–1指标,覆盖184个国家,时间跨度为每年从1960年(或独立后的1960年后那一年)至2010年。
重要的是,我们利用多种策略,对(对数)GDP的显性动态进行了允许与估计。鉴于图1所示的模式,我们的第一种策略是在线性回归中控制GDP的滞后项,并纳入全套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为克服因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可能带来的任何Nickell偏误,我们表明,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以及Hahn、Hausman和Kuersteiner(2001)提出的GMM估计量,结果依然成立。我们的第二种策略是将Angrist和Kuersteiner(2012)以及Angrist、Jordà和Kuersteiner(2013)提出的基于倾向得分的匹配估计量应用于我们的面板情境,以纠正GDP动态的影响。经倾向得分重新加权后的数据可见图2。
图2

我们根据四年的GDP数据预测民主化的概率,然后对国家-年份样本进行重新加权,从而有效比较民主化之后的GDP路径与“几近民主化”的GDP路径,后者指那些根据先前GDP轨迹看来很可能发生转型的国家。如图2所示,在民主化之前的各年(包括未用于预测倾向得分的那些年份)两者并无差异,但此后各年GDP的显著差异表明,图1中的GDP增长并非仅仅是政治转型前几年GDP动态的产物。
最后,除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外,我们还采用工具变量(IV)策略来克服遗漏变量偏误。受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记述民主浪潮工作的启发,我们基于区域性民主化浪潮构建了民主的工具变量(Persson和Tabellini 2008构建了一个类似的“民主资本”工具变量)。我们的识别假设是,一国的民主化会扩散到同一地区的其他非民主国家,但不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差异性影响(至少在以国家和区域GDP的滞后水平,以及可能与年份、区域和初始政权水平的国家层面GDP相关的各种协变量为条件时如此)。这些IV估计得出的长期效应与我们的主要估计非常接近。
我们还使用文献中的其他多种民主衡量指标重新估计了结果。我们发现,当不考虑动态时,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差异很大。然而,当把GDP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后,所有其他民主指标的系数均为正。此外,与我们的指标相比,IV系数远大于OLS系数,这表明我们降低了民主变量中的测量误差。
讨论
那么,关于民主不适合低收入国家的普遍观点又如何呢? 《纽约时报》 的版面再次很好地反映了公众舆论,这次体现在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为埃及军事政变辩护的言论中:
“并不是说埃及没有民主转型的方案。它似乎连最基本的心智条件都欠缺。”
波斯纳法官(Judge Posner)也同意这一结论,并 写道:
“对于非常贫穷的国家而言,独裁往往是最优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往往经济结构简单,而且缺乏通向民主的文化和制度前提。”
是否有证据表明民主只对已经发达的经济体有利?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我们确实发现,在中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民主化与人均GDP的更大幅度增长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民主不利于低收入经济体,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不利于中等教育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的增长。
那么,民主为何会促进增长?我们的策略并不十分适合厘清具体机制,但我们尝试对民主的两个维度以及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进行分解。当我们厘清民主的哪些组成部分对增长最为重要时,我们发现公民自由似乎最为关键。我们还发现,民主对经济改革、私人投资、政府规模与能力以及社会冲突的减少均有正面影响。显然,这些都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仍需大量进一步研究。结合我们此前的研究——该研究表明民主对不平等没有影响——这些结果表明,民主制度与收入水平及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比以往文献所显示的更为复杂。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作者: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Suresh Naidu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助理教授。Pascual Restrepo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James A Robinson是哈佛大学David Florence政府学教授,同时是CEPR研究员。
图片:一名工人站在喀布尔一处正在建设中的住宅小区工地上。REUTERS/Omar Sobha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