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结束的 战略与经济对话 （S&ED）是美中之间的一次重大失望。在两国于多个领域面临严峻挑战之际，这场对话缺乏战略。所谓对话，不过是一系列演讲和照本宣科的发言要点。最关键的是，它未能应对日益侵蚀关系的信任赤字，这一赤字构成了25年来对中美关系最严重的威胁。
会谈前形势已十分严峻。 美国财政部 再次就人民币汇率表示不满：人民币在2014年上半年对美元贬值了2.4%，此前八年半里则升值了37%。美国国务院与中国外交部正围绕日益升级的 领土和海上航道争端 ，在东海和南海展开一场口水战。
最严峻的乌云则笼罩在网络领域。两个月前，美国司法部 起诉了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PLA），罪名共31项，涵盖计算机欺诈、黑客攻击、身份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中国对此作出回应，暂停了 与美方 在网络威胁问题上的双边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广泛范围被披露，引起从国会山到柏林的反响，催生了旨在约束基本不受制约的国家安全局的立法，并给至关重要的美德关系蒙上阴影。
围绕网络问题的指控与反指控，主要集中在动机上。美国迅速区分了商业间谍与军事间谍，但在中国看来，这一区分空洞无力。
中国官员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构成的网络威胁与解放军构成的威胁几乎没有区别，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的网络入侵也针对外国公司、贸易谈判代表和国际领导人——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商业活动。归根结底，道德上的咬文嚼字远不如相互指责本身重要——这正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进入破坏性阶段所带来的、日益深化的双边不信任的明显表现。
在此背景下，这场S&ED 收效甚微，并不令人意外。两军之间的网络交流未能重启，关于 双边投资协定 ——一个互利、基于规则的框架，将极大推动两国市场向日益全球化的美国与中国企业开放——的谈判尤为令人失望。一年前，投资协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突破；今年则出现倒退，因为明确谈判哪些行业将被豁免的启动——这一始终充满争议的“负面清单”——被推迟到2015年。
“把问题推迟处理”的问题在于，这条路正直接通向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周期——每当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辩论总会加剧。再加上两极分化、运转失灵的国会，美中投资协定的达成时间表开始显得诡异地让人想起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经历的长达十年的进程。这对两国都不利，因为两国如今都面临紧迫的经济挑战。
我在S&ED结束后的那一周身处中国，官方圈子里对服务业主导的再平衡所带来的新增长机遇议论纷纷。人们也明确认识到，在这一方面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速已连续第三年快于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足以使服务业首次成为中国经济中规模最大的产业部门。
未来还有更多空间。服务业约占GDP的47%， 中国服务业 仍远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通常具有的60%至65%的占比。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明白，若缺乏全球跨国服务提供商的人才、体系、经验和规模，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再平衡进展将陷入停滞。而谁能比美国更好地提供所需？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服务经济体。鉴于美国又经历了一个表现疲软的年份，人们原本可能认为这一增长机遇会在S&ED谈判桌的美方一侧引起共鸣。
美中两国领导人未能认识到投资协定的互利性，令人不安。在如此明显的“双赢”改革上行动迟缓，要么表明两国都不重视其增长需要，要么表明两国不愿通过正视将其分隔的、日益隐蔽的信任赤字来应对这一紧迫性。
我怀疑是后者。两国领导人都理解本国的增长挑战，但双方似乎都不愿正视过去一年因网络问题而加剧的不信任。正是在这里，相互指责掩盖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两国都在进行黑客活动，而且两国都已失去对其黑客的控制。此外，在当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网络黑客活动本身正以指数级速度增长。换言之，网络上的相互指责毫无意义。
若美中两国要重新就其面临的其他地缘战略与经济挑战展开合作，就必须接受在解决网络紧张局势上承担共同责任。7月的S&ED失败是一个警示信号，进一步表明双边关系正走向错误的方向。继续维持现状并非可行选择。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斯蒂芬·S·罗奇（Stephen S. Roach）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及该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担任耶鲁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图片：美国和中国的国旗悬挂于北京一家国际酒店前。REUTERS/Jason 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