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时任总理温家宝发表了其任内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 “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结束后，出席会议的3000名代表向他报以热烈掌声，这一掌声想必不只是对报告的回应，更是对其作为中国政府总理所取得成就的赞赏与尊重。
此后，人们对温家宝的执政评价，尤其是对其经济治理的评价，差异很大。温家宝的支持者坚信，他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而批评者则痛斥他未能兑现其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承诺。作为温家宝的继任者，李克强正试图推动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因此，理解温家宝的政策决策显得尤为重要。
温家宝最具争议的经济政策，是其政府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5860亿美元）刺激计划。该政策虽然成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普遍被批评为反应过度，并导致了货币过度扩张。
事实上，银行贷款的激增导致 中国的M2 （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飙升，从2008年占GDP的150%升至约200%，即如今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推高了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同时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并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
过去18个月，李克强政府一直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包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削减过剩产能、限制信贷、遏制影子银行体系并抑制房地产投资。他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代价是经济增长放缓。尽管目前7%的增长率尚可接受，但远低于2008年之前普遍存在的两位数增长率。
鉴于经济需要进一步转型，且长期人口趋势将减少劳动力供给，2008年之前的增长率恐难恢复。李克强对此并不介意，他认识到，结构性转型和产业升级，而非不可持续的信贷驱动型增长模式，才是实现高收入地位的关键。
但评估温家宝刺激政策的意义，不应仅看增长与改革之间的权衡。该政策还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强其对外金融实力（包括稳健的国际收支状况、庞大的国际储备和稳定的货币），从而为李克强推进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创造了空间。
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资产相对价格的转变。随着发达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资产价值缩水、汇率下跌，中国的国际购买力反而增强。这与温家宝的刺激政策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投资与融资能力。
新西兰和秘鲁等国无法再依赖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因而与中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样，当发达国家减少对外投资时，中国挺身而出，向全球经济注入了亟需的资本。
事实上，许多国家开始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以获取中国的资本。例如，2009年，牙买加面临货币暴跌、失业率飙升，以及因政府债务敞口而带来的可观银行业风险等多重困境。当其传统盟友美国和英国拒绝其求助请求后，牙买加转向中国，后者提供了1.38亿美元贷款以支撑其经济。
到明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可能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使其与外资流入规模接近持平。不久之后，中国将迎来历史性转变，从商品净出口国转变为资本净输出国。
而中国的对外金融活动远不止于此。2009至2010年间，中国还大举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人民银行于2009年宣布，将购买多达 320亿特别提款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准货币），约合500亿美元。同期，中国签署了多项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提供了政策性贷款和特别援助，并向区域投资基金出资。
未来几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将持续深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讨论动用中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这种中国式“马歇尔计划”可能旨在增强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商品的能力，也可能推进更广泛的发展议程。一些中央银行官员甚至主张设立一只超主权财富基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中国的持续发展要求其不断扩大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能力与影响力。全球经济危机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迫使中国领导层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推进这一进程。就此而言，温家宝为李克强提供了宝贵的先发优势。
作者：张军，复旦大学（上海）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图片：2013年7月4日，一名男子在上海浦东金融区乘坐自动扶梯，附近可见上海中心大厦（右，建设中）、金茂大厦（中）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左）。REUTERS/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