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察人士倾向于将由高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资助兴建的无人居住现代“鬼城”的兴起，视为中国即将崩溃的征兆。但这一观点低估了发展道路上此类挑战的必然性，甚至是必要性。
2012年，风险投资家 威廉·贾纳韦（William Janeway）认为 经济发展是一场涉及国家、私营企业家创新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三方博弈，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周期性过度，从而为下一轮发明和产出增长创造条件。19世纪中叶，美国开始投资铁路、采矿业和工业化后，也出现了鬼城和地方银行倒闭，但它并未经历溢出其国界的系统性危机。
没有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交通领域的投资，美国成为工业强国所依赖的生产率提升将无从实现。尽管这一过程包含显著的创造性破坏，但快速的经济增长抵消了产能过剩造成的损失。
同样，从历史的长远视角看，中国的鬼城终将被证明只是发展道路上的小坑洼。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很可能会因其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关键贡献而被铭记。
当然，基础设施投资能否转化为经济进步并非必然。新基础设施——连同使中国工人能够有效管理它的在岗培训——必须充分提升国家的生产能力，以抵消过时固定资产和就业不足所造成的价值损耗。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目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仅约占GDP的240%，不到日本551%的一半，而且人口结构要年轻得多。中国的 资本存量仍低于 人均10,000美元；这一数字在美国超过90,000美元，在日本超过200,000美元（按2011年价格计算）。
此外，中国约1%的人口——约1200万人——每年迁入城市。对现代化、创新性基础设施的持续需求——这些设施支持民生、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污染——不能被忽视，尤其是考虑到城市化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生产率提升方面的核心作用。
尽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透明度相对较低和政府监管不足而存在一些固有风险，但迄今为止它们一直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它们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旨在帮助上海和广东升级基础设施，为其工业化推进做准备。
两地均面临技术和制度能力薄弱以及外汇或国内信贷匮乏的问题。上海和广东与世界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CDB）合作，建立了一种创新的制度架构，以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推进具体的基础设施项目，并运用现代企业的法律和会计工具。换言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核心，是地方现代化的工具。
这一制度创新推动了数百座中国城市的重建，这些城市通过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先进的电信系统相互连接。在这些结构与联系的支持下，三分之一的中国城市已实现 人均 GDP超过10,000美元。
此外，最初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因为其资金来自长期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则利用已建成基础设施产生的费用和税收来覆盖运营成本并偿还债务。通过这种方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帮助建立了将地方市场与全球价值链相连的网络。
但正如常见的情形，成功也导致了过度。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措施促使地方政府向中国银行业借贷，以实现其梦想中的基础设施项目，偏远城市则竞相效仿上海或深圳等城市的标杆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毕竟，缩小基础设施差距扩大了人们和企业在决定居住地或设立工厂和办公室时可选择的范围。
但基础设施热潮的基础，是人们相信地方政府始终能够获得宽松的信贷、廉价的土地和持续增长的需求。2011年市场收紧后，许多项目的前景黯淡，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向影子银行体系寻求信贷，这推高了其借贷成本，并给改革进程带来了新的基于市场的挑战。
尽管中国是世界净债权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债务并不具有全球系统性影响。中国未偿 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在2011年底达到29万亿元人民币 （4.7万亿美元），其土地和固定资产价值约为90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即使资产价值被减记一半，地方政府仍具有偿付能力。
剩下的问题只是债务偿付。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已宣布财政改革方案，以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收入，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长期市政债券。
中国的鬼城和地方政府债务并非厄运的预兆。它们是通往发达经济体道路上的颠簸，其中的过度行为终将由国家或市场加以解决。事实上，克服这些挑战将使经济从长远看更具韧性。
作者：Andrew Sheng是Fung Global Institute杰出研究员，也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咨询委员会成员，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目前担任北京清华大学兼职教授。Xiao Geng为Fung Global Institute研究总监。
图片：2013年9月14日，秋季时节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全景。REUTERS/Petar Kujundz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