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最新会议上，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提到 “与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之间存在哲学层面的分歧”，随后敦促欧洲人做更多努力，以提振其疲软的增长率。这一措辞颇具深意，也凸显了欧洲在寻求摆脱当前困境之道时所面临的难题。
加拿大财政部长乔·奥利弗（Joe Oliver）加入了在欧洲实施财政扩张的呼吁，这一立场似乎在欧洲央行内部也获得了一定支持。事实上，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一直主张，财政状况较为稳健的国家（如德国）应增加支出。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贝诺特·科厄雷（Benoit Coeure）与其前同事、现任德国副劳工部长的约尔格·阿斯穆森（Jörg Asmussen）一道， 近期提出建议， 认为德国应“利用其可用的回旋空间，促进投资并减轻劳动者的税负”。
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德国应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这一观点看来，紧缩政策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引发经济放缓和衰退，从而使长期财政整顿更加困难。
但德国人，以及其他一些北欧国家，或许还有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仍然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回应刺激政策的呼声只会引来更多此类呼声，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妥协、争抢拨款的分肥式动态，使任何财政整顿的希望都化为泡影。
刺激与紧缩之争由来已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曾多次呼吁德国和日本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直到最近，这些分歧更多被视为利益之争，而非“哲学”之争。美国希望其商品获得更多需求并推高价格，而德国和日本则捍卫其出口产业。
正如卢最近的表态所强调的，当今的问题源于对立双方信念体系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关于公平与责任的意识形态问题压倒了对所有人而言何为最佳前进之道的务实讨论。历史学家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2002年提出的观点：美国人与欧洲人不仅拥有不同的世界观，而且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
哲学分歧极难调和。正如柏拉图主义者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数千年来彼此争斗，康德主义者与功利主义者也已相互对立了数个世纪。
如此深刻的理论冲突会产生现实后果，因为它们阻碍了建设性的辩论，也妨碍了危机局势下的合作行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根本性意识形态分歧，已使全球政治紧张了十多年。
现代政治进程和结构显然并不适合开展——更不用说解决——哲学争论。民主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交易，议会则擅长找到适当的让步组合，以促成一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样，二十国集团等国际论坛的存在，正是为了说服大量差异巨大的国家，为了各自共同的经济、政治或安全利益而搁置哲学问题。
哲学并非只是在这里或那里稍作让步，模糊棘手之处，寄望最终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试想让一位康德主义者在绝对命令中加入一点功利主义的计算，这是何等情形。
当然，解决哲学争论并非不可能。在现代之前，通过正式辩论来克服此类分歧是一种标准做法。16世纪初，德国诸侯试图通过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与一位著名的正统天主教神学家约翰内斯·埃克（Johannes Eck）进行辩论，来解决新教改革者所提出的哲学挑战。
这类现代做法并不多见，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与金融会议可谓接近。专家们通过系统性地探讨建立一个可行国际体系所涉及的经济问题，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银行开始类似于中世纪的哲学学院，其讨论关注政策决定背后的基本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本身。例如，欧洲央行目前正在就一场辩论进行探讨，以确定在何种条件下偏离财政正统做法可能在长期内起到稳定作用。这场辩论如何解决，可能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形式。
在大西洋两岸政治进程停滞不前之际，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与欧洲央行一直在推行一系列政策创新，摸索一条能够促进并维持经济复苏的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欧洲央行正将自身重塑为一种新的思想与哲学综合体的孵化器。
但中央银行作为政策真理至高仲裁者的新角色充满风险。鉴于从其争论与分析中产生的解决方案将是技术官僚式（而非民主式）程序的产物，它们很可能引发民粹主义的反弹。
此外，中央银行所制定的政策方案可能过于复杂且相互关联，难以高效运行。尤其是，将扩张性政策以实施一系列微观经济改革为条件的做法存在问题。如果将财政回旋余地与结构性改革相联系的复杂方案只有部分得以落实，结果很可能令人失望，甚至适得其反。届时，旧有的哲学分歧很可能再度浮现。
作者：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图片：2013年4月1日，一名商人走过东京商业区。REUTERS/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