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微观价格动态的近期实证研究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微观价格变化规律（参见 Klenow and Malin 2011）。Yoshikawa等人（2015）对日本商品和服务个别价格的一项新研究，涵盖1980年1月至2013年6月的数据，结果表明，个别价格变动的频率和同步性并非恒定，而是随时间变化（图1），而现有文献通常假定并非如此。此外，价格是成群变动的，而非在整个经济中同时变动。就此而言，观察到的事实与理论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因为在标准理论中，货币变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宏观扰动）或多或少会同等影响所有价格（Klenow and Malin 2011）。对个别价格自相关性的考察（图2）揭示了个别价格之间超前与滞后相互依存的重要性。我们分析了个别价格的这种超前/滞后动态，以找出哪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导致了总体价格的系统性变动。
图1：75项进口价格指数、420项国内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和335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标准化月度价格变动。
蓝色和红色分别对应超过特定阈值的变动，较小的变动留空。横轴上左侧两个箭头标示的两个月份——即某点到纵轴的距离（沿横轴方向测量）——分别显示消费税的引入和税率提高的月份（分别为1989年4月和1997年），第三个箭头标示次贷危机（2008年9月）。
图2：个别价格相互依存性的统计显著性演示。
将个别价格自相关性之和（圆点）与零假设的彩色区域进行比较，该零假设区域通过在时间方向上对各序列独立地随机旋转（从而破坏任何相互依存关系）获得。
信号与“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无论是经济数据还是其他数据，识别其核心所在都相当重要。以“空气”为例：噪声或“随机”波动源于分子的热运动，而声音则是相互作用的分子的集体运动。若要在空气的运动中找到有意义的信号，我们需要识别后者。
由中央银行推动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旨在实现这一目标，但仅依靠启发式论证。一种识别信号的科学方法——称为复希尔伯特主成分分析和旋转随机模拟（后者由我们提出）——已成功应用于物理学、气象学、经济学（Vodenska et al. 2014）及其他领域。将其应用于价格后，我们发现，在830个集体运动模态中，只有26个模态是显著信号，它们应构成新的“真正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宏观经济与“真正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微观价格的系统性同向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状况制约。那么，宏观经济的哪些方面对价格变动至关重要？图3显示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同向运动模态的相关结果，表明只有“加班时间”和“汇率（日元/美元）”与价格存在显著相关，其次是“工资指数”、“失业率”和“原油价格”，而从未与“货币基础”或“货币存量”相关。
图3：第一本征模态与宏观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彩色条），并与其RRS范围进行比较（圆点表示平均值，黑色竖向虚线表示1-sigma范围，实线表示2-sigma范围）。后者通过在时间方向上随机且独立地旋转数据获得。
作为系统性波动的第二个重要因子（本征模态），与汇率和原油价格显著相关。在日本这样的开放经济体中，汇率和油价变动会直接影响进口价格，进而改变生产各类商品和服务所用能源与原材料的成本。经过一定滞后，许多价格随之跟进。广场协议之后的案例研究（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从每美元240日元急剧升值至120日元）充分证明了这一机制的存在。
其余24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模态结果类似：总体价格指数的变动（即通缩或通胀）与微观价格的系统性波动相一致，但并非直接与M2和基础货币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相关联。
原因在于，除了处于非常规的零利率下限时，货币政策普遍是利率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具有内生性，甚至如Black（1986，第539页）所指出的那样，成为被动的。
这一结果与旧菲利普斯曲线相一致：该曲线认为，在繁荣时期，数量和价格都会上升，而在衰退时期则相反。需要指出的是，菲利普斯曲线并非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单纯相关关系。并非因为价格不变，数量才发生变动。相反，价格对数量的变化作出正向反应。因果关系是从实际产出水平指向价格变动。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一个宏观方程，源于异质市场的加总（Lipsey 1960，Tobin 1972，Okun 1981）。根本结论是：当以加班工时或失业率所代表的实际经济活动平均水平上升时，总体价格指数随之上涨。
结论
通缩和通胀是宏观经济现象。然而，仅通过考察宏观数据无法充分理解它们，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等总体价格的行为关键取决于微观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总的来说，我们的结果证实，随着实际产出水平的变化，总体价格会显著地向上或向下变动。相比之下，总体价格与货币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除实际经济活动水平外，影响总体价格的主要因素是汇率和以油价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日本自上世纪末开始经历了十余年的通缩。近来，欧洲面临通缩威胁。我们的分析表明，仅靠扩大货币供应量很难遏制通缩。
参考文献
Black, F（1986），“噪声”，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1（3），529-543。
Klenow, P J and Malin, B A（2011），“Microeconomic Evidence on Price-Setting”，见 Friedman, B H and Woodford, M（编）， Handbook of Monetary Economics ，第3A卷，第6章，North-Holland。
Lipsey, R G,（1960），“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2-1957: A Further Analysis”， Economica：1-31。
Okun, A M,（1981）， Prices and Quantities: A Macroeconomic Analysis，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Phillips, Peter CB and Pierre。
Tobin, J（1972），“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1）：1-18。
Yoshikawa, H, H Aoyama, H Iyetomi, and Y Fujiwara（2015），“通缩/通胀动态：基于微观价格的分析”，RIETI Discussion Paper 15-E-026，可通过 SSRN 获取 http://ssrn.com/abstract=2565599。
Vodenska, I, H Aoyama, Y Fujiwara, H Iyetomi, Y Arai and H E Stanley（2014），“Interdependencies and Causalities in Coupled Financial Networks”，可通过 http://ssrn.com/abstract=2477242。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刊登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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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ideaki Aoyama 是京都大学理学研究科教授。Yoshi Fujiwara 是兵库县立大学模拟研究研究生院教授。Hiroshi Iyetomi 是新潟大学数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物理学、网络科学和多元分析。Hiroshi Yoshikawa 是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的教员研究员兼高级研究顾问。
图片：日本东京，行人在日本银行总部附近的人行横道上投下影子。路透社（REU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