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汇率密切相关,这一点无可否认。但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贸易协定应纳入相关条款,规制影响货币价值的国家政策?
一些经济学家确实这么认为。例如,西蒙·约翰逊最近主张,应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大型区域协定,劝阻各国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汇率升值;弗雷德·伯格斯滕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坚持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应与贸易谈判分开处理。
就目前而言,相关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建立起能够独立有效应对可能存在的汇率操纵行为的机制。若要将影响汇率的宏观经济政策纳入贸易谈判,就必须让世贸组织具备分析和裁决相关国家政策的技术能力(及职权),或者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贸易条约所附带的争端解决机制。
诚然,自2007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禁止“在外汇市场单向大规模干预”;这项关于“双边监督”的决定还将“规模庞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经常账户失衡列为审查理由。但无论是这项决定,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发布的多边监督政策文件,都没有提供具体且可比较的量化指标,因而无法免去逐案判断的必要。
情况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压低本国汇率,从而获得贸易竞争优势。最直接的做法是购买外国资产。但在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庞大的世界里,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甚至只是有关未来利率走向的公告——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即使中央银行只购买国内资产,量化宽松仍会影响汇率和贸易,近期美元、欧元和日元汇率的变动便证明了这一点。
还可以进一步推论。提高所得税会减少私人需求(除非相信李嘉图等价完全成立),其中也包括对其他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各种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也都会影响经常账户余额。
简言之,若要将“影响汇率的政策”纳入贸易协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必须纳入贸易协定。如此一来,贸易协定就根本无从达成。
不妨看看欧元区面临的问题:这个经济体必须协调成员国彼此不同的货币、财政和汇率需求,面临重大挑战。两年来,德国经常账户盈余一直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7%,高于中国;由于欧元近期贬值,这一盈余很可能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欧元区多数其他国家近来被迫收紧财政政策,从而缩小或消除了各自的经常账户赤字。
因此,欧元区整体的贸易顺差如今规模巨大。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无法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德国若要在留在欧元区的同时减少盈余,唯一办法就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学家斯特凡·卡瓦莱茨明确将欧元区当前的政策组合称为“汇率操纵”。
贸易谈判本来就很难达成。若还要处理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谈判很容易陷入僵局,也会给保护主义游说团体提供他们所需的政治筹码。这就是为什么贸易代表明智地试图不把宏观经济政策纳入谈判,尽管美国国会中有颇具影响力的人士提出了要求。
这并不意味着影响汇率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问题。它们确实有问题。但贸易谈判并非讨论经常账户失衡的成因及后果、并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达成协议的适当场合;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职责所在。事实上,国家或货币区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存在重大实际或潜在差异,并反映在经常账户失衡中,这一问题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兴多边监督职责的核心;它也是二十国集团关注的重点。
二十国集团的“相互评估程序”旨在分析各国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全球增长的影响,并以制定各国各自的调整承诺为目标。该程序凸显了就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达成共识有多么困难。事实上,这比达成贸易协定还难;贸易协定必须涵盖关税、配额、质量标准、特定行业的监管制度以及相关微观经济问题。把所有这些棘手议题合并到同一谈判进程中,只会导致僵局。
更好的做法是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监督职责。这样做可以拓宽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范围,将就业问题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就是大规模贸易顺差对国内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也能让贸易谈判有机会取得成功。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协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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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末尔·德尔维什,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前署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
图片:2009年3月6日,集装箱船驶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伯拉德湾。路透社/安迪·克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