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巴西选民准备于10月26日参加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国际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他们的选票不仅将决定谁成为下一任总统，还可能决定巴西央行（BCB）的未来，进而影响该国的宏观经济走向。
现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支持巴西央行现有的制度框架，而其对手则认为，货币政策受到政治干预的困扰，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赋予巴西央行更大的自主权。然而，目前尚无候选人提出能够在减少政治干预空间的同时确保更高问责性并促进金融稳定的改革方案。若巴西要维持强劲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其央行就需要进行全面改革。
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在巴西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历届政府都试图遏制恶性通货膨胀，1993年通胀率达到2,477%。1994年推出的“雷亚尔计划”成功将物价涨幅压制至次年“可接受”的22%。乘着该计划成功的东风，其设计者，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任经济部长）两次当选总统（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这反映出选民对价格稳定的关切。
如今，当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行长担忧通缩威胁时，巴西政界人士再次不得不应对人们对增长放缓和高通胀卷土重来的广泛担忧。遗憾的是，各总统候选人对巴西央行的规划远不能满足需要。历史上，罗塞夫领导的劳工党（PT）一直抵制赋予央行正式的自主权，而她在竞选期间则明显打出了民粹主义牌，声称央行自主权会将过多的控制权交给私人银行家。
社会党候选人玛丽娜·席尔瓦曾要求实行正式的银行独立，这一主张随后被社会民主党（PSDB）候选人阿埃西奥·内维斯采纳，内维斯目前在选举第二轮中与罗塞夫对决。但内维斯主张的是对巴西央行实行事实上而非正式的运营自主权。与卡多佐一样，内维斯致力于通胀目标制、实现初级财政盈余并维持浮动汇率。尽管这些政策可能有助于促进价格稳定，但他的提案忽视了对巴西央行而言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法律自主权，以及确保对公民负责的制度改革。
对巴西央行自主权作出法律承诺，能够以非正式自主权无法做到的方式增强货币信心。法律结构对通胀预期有直接影响，因为法律能够为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等公共产品提供制度性保护。若设计和执行得当，制度改革还能在防范不当政治影响和大型银行游说的同时，提高巴西央行对整个社会的问责性。
巴西央行亟待改革。它是一个有50年历史的技术官僚机构，成立于军政府统治时期，在政治和社会问责方面几乎没有法律工具。因此，制度改革必须超越巴西央行现有的物价稳定目标，该目标依据一个狭窄的通胀指数设定，无法反映普通巴西消费者的实际处境。例如，据报告，2013年通胀率为5.9%（目标为4.5%）；但作为大多数家庭预算主要组成部分的食品价格上涨了8.4%，对穷人打击尤其严重。罗塞夫政府通过压低国营服务价格，使报告的通胀率人为地维持在较低水平。
物价稳定应辅以其他目标，尤其是金融稳定，也可能包括就业。罗塞夫在2011年阻挠了国会引入此类目标的尝试，而这些目标当然需要精心设计，以避免重蹈覆辙。但若处理得当，通过增强问责性而扩展用以评估巴西央行政策的标准范围，将增强赋予政策制定者法律自主权的正当性。
制度改革也有助于促进更大的金融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凸显了巴西央行过时的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后果。央行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来采取稳定金融体系所需的行动。这使时任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不得不诉诸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 动用存款保险基金和国有银行 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卢拉声称，这种临时应对方式使巴西获得了其他国家所缺乏的一定灵活性；但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这并非没有代价，其成效也未能持久。
私人债务的迅速扩张引发了其他更大的担忧。其他央行已认识到需要新的工具来 确保金融稳定；巴西央行同样需要。明确巴西央行的金融稳定职责及其可用工具，有助于巴西避免未来的危机，或至少更有效地度过危机。
巴西的总统选举似乎只提供了两种令人不满意的选择：一是维持现状，即在罗塞夫执政下，巴西央行继续受政治影响；二是在内维斯领导下，实行非正式自主但制度框架过时的巴西央行。只有席尔瓦最初的提案包含了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进行制度改革的呼吁；而她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内维斯，能否改变他当选后的观点，也远非确定。
合作刊发：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卡米拉·比利亚尔·杜兰（Camila Villard Duran），圣保罗大学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全球经济治理项目牛津-普林斯顿全球领袖研究员。
图片：2006年12月31日，人们在巴西利亚国会大厦周围走动，国会外竖起了一道涂有巴西国旗图案的围栏，以备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第二任期的就职宣誓。路透社/保罗·惠特克（Paulo Whit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