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Liebreich是世界经济论坛 Global Agenda Council for New Energy Architecture成员，解释了金融体系如何对清洁能源和清洁基础设施存在偏见。
2004年至2010年间，全球每年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及相关技术方面的投资从略高于500亿美元飙升至约2500亿美元。清洁能源技术也变得更便宜，其中最显著的是太阳能光伏，此外还有风力涡轮机、LED、电池以及所有相关的控制技术，因此每一美元投资开始能够购买多得多的设备。
然而，近来进展已经停滞，2012年是全球投资首次下降的一年，降幅为11%。然而，若要使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在2020年前达到峰值，每年的投资则需要增至7500亿至1万亿美元之间。
在过去十年里，我参加了数百场关于如何推动清洁能源投资的会议。讨论总是聚焦于能源政策：需要建立监管框架，使投资者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相称的资本回报。与能源行业相比，有关金融行业的政策和监管在讨论中几乎完全缺席。
在受到质疑时，资产所有者声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会在风险与回报平衡合理的地方进行投资，并将创造此类机会的责任归于能源部长和监管机构。然而，仔细审视后发现，金融体系中存在一系列针对清洁基础设施投资的偏见。我所说的偏见，是指任何倾向于将投资限制在低于纯经济分析所预期水平的因素。
为防止金融危机重演而出台的法律，禁止银行进行任何长期投资，对可再生能源造成的打击尤为严重。强调流动性的监管规定对保险公司也有同样的影响。养老基金受托人被告知，他们只能考虑由评级机构计算的短期风险。适用于化石燃料投资者的税收结构不能用于清洁能源。国家援助法规允许对历史性补贴的支持，却阻止对新兴技术的扶持。监管机构在资产负债表上全额计入化石燃料资产的价值，即便条约承诺可能使这些资产永远无法被使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认为，若对世界金融体系进行审计，会将其判定为“制度性化石主义”，即普遍偏向现有技术、对清洁能源和清洁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偏见。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 Financial Regulation – Biased against Clean Energy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连同相关的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白皮书，旨在帮助消除世界金融体系与其所需资助的基础设施之间的障碍。
作者：Michael Liebreich现任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首席执行官，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 Global Agenda Council for New Energy Architecture成员。
图片：日本东京附近一栋房屋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 REUTERS/Toru Han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