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六年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深陷由一连串缩写构成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之中——ZIRP、QE、CE、FG、NDR 和 U-FX Int？2008 年以前，没有任何央行考虑过这些措施（分别指零利率政策、量化宽松、信贷宽松、前瞻性指引、负存款利率和无限外汇干预）。如今，它们已成为决策者工具箱中的常备手段。
事实上，仅在过去一年半里，欧洲央行就先采用了自己的 FG 版本，随后转向 ZIRP，又推行 CE，之后决定尝试 NDR。1 月，它全面采用了 QE。如今，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央行，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央行（例如瑞士国家银行），都已依赖此类非常规政策。
近年来，这种全球货币政策激进主义的一个后果，是伪经济学家和市场投机者群起反叛。这群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激进货币主义者、黄金拥趸和比特币狂热者组成的人，一再警告称，全球流动性如此大幅增加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美元崩溃、金价飙升，以及法定货币最终被数字加密货币取代。
这些可怕的预言无一应验。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都处于低位且持续下降；事实上，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都未能实现其明确或隐含的 2% 通胀目标，有些还在努力避免通缩。此外，美元兑日元、欧元以及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的汇率大幅走强。 金价 自 2013 年秋季以来已从每盎司 1,900 美元跌至约 1,200 美元。比特币则是 2014 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货币，价值下跌近 60%。
诚然，大多数末日论者对基础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但这并未阻止他们的观点影响公共辩论。因此，值得追问的是，他们的预言为何错得如此离谱。
他们错误的根源在于混淆了因果关系。央行日益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因为 2008 年后的复苏极其疲弱。为了应对大规模公共和私人债务累积后痛苦去杠杆化所造成的通缩压力，必须采取此类政策。
例如，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产出缺口仍然很大，产出和需求远低于潜在水平，因此企业的定价能力有限。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大量闲置：失业者过多，而可用岗位太少；与此同时，贸易和全球化，加上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正日益挤压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进一步拖累需求。
此外，在繁荣破灭的房地产市场（美国、英国、西班牙、爱尔兰、冰岛和迪拜），仍有大量闲置。其他市场的泡沫（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瑞士、法国、瑞典、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则带来新的风险，因为泡沫破裂将拉低房价。
大宗商品市场也已成为通缩压力的来源。北美页岩能源革命压低了油气价格，而中国经济放缓削弱了对铁矿石、铜及其他工业金属等多种大宗商品的需求；多年高价刺激了新产能投资后，这些商品的供应都更加充足。
中国经济放缓发生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多年过度投资之后，也导致全球制造品和工业品供过于求。如今这些领域的国内需求急剧收缩，中国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仅举两个例子——正加剧全球工业市场的通缩压力。
收入不平等加剧，将收入从消费较多的人群重新分配给储蓄较多的人群，进一步扩大了需求缺口。过度储蓄的债权国经济体面临的支出增加压力很小，而过度消费的债务国经济体却面临市场压力并被迫增加储蓄，这种不对称调整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简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供给过多、需求不足的世界。结果是，尽管货币宽松力度很大，通缩压力仍持续存在，甚至可能演变为通货紧缩。
非常规货币政策未能阻止全面通缩，部分原因在于这类政策旨在削弱本币，从而改善净出口并推高通胀。然而，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只会把通缩和衰退输出给其他经济体。
或许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存在严重错配。货币刺激要发挥作用，需要辅以临时性财政刺激，但如今所有主要经济体都缺少这种配合。事实上，欧元区、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财政紧缩和整顿。
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正确地 指出 ，对于供给过多、需求不足的世界，解决方案之一应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中国除外）缺乏这类投资，或基础设施正日渐破败。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长期利率接近于零（有些情况下甚至为负），基础设施支出的理由确实十分充分。但各种政治制约因素——尤其是财政拮据的经济体往往先削减资本支出，而不是削减公共部门工资、补贴和其他经常性支出——阻碍了所需基础设施投资热潮的到来。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预示着增长将持续缓慢、长期停滞、通胀放缓，甚至通货紧缩。因此，若没有适当的财政政策来应对总需求不足，非常规货币政策就会继续成为宏观经济格局中的核心特征。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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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努里埃尔·鲁比尼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图片：图为欧洲中央银行（ECB）总部，位于法兰克福。路透社/拉尔夫·奥尔洛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