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持续性失业、技能错配和退休制度框架已成为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也是围绕其展开的、常常十分激烈的政治辩论的焦点。发达国家正面临迫在眉睫的“老龄化”问题，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也正处于人口转型之中，二三十年内其年龄结构将与发达经济体相似，即呈现倒金字塔形。事实上，中国将更快进入这一状态。
多重问题影响就业。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需求疲软，仍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关键因素。但长期结构性问题也在拖累劳动力市场。
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比较优势持续转移，带来严重的调整问题：新兴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未必能够弥补旧产业的失业损失。无论如何，大多数新岗位需要不同的技能，这意味着在濒临淘汰的行业中失业的工人几乎没有希望找到另一份工作。
此外，技术进步日益趋向“节省劳动力”，计算机和机器人正在从超市到汽车装配线等各种场景中取代人力工人。鉴于宏观经济前景动荡，许多企业不愿招聘新员工，导致全球范围内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与此同时，老龄化及其带来的老年人医疗保健成本，构成了成熟社会面临的主要财政挑战。到本世纪中叶，60岁人群的预期寿命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行退休年龄确定时的情况延长约十年。
对现有安排的边际调整不太可能足以应对技术力量、缓解社会紧张和年轻人的担忧，或应对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需要对工作、技能培养、退休和休闲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其中若干原则将构成任何全面改革的核心。
首先，技能培养和发展必须成为终身过程，既从正规学校教育开始，也要贯穿于岗位培训以及人生不同阶段的全日制教育间歇期。特殊的青年就业融入计划应成为公共就业和职业发展支持的常规组成部分，并在就业的前一至两年免缴社会保险费。
第二项原则是退休应当是渐进的过程。人们可以在五十多岁之前每年工作1,800至2,000小时，六十岁出头时减至1,300至1,500小时，临近70岁时则逐步降至500至1,000小时的区间。例如，一名医院护士、一名航空机组人员或一名中学教师，可以在五十多岁末之前每周工作五天，直到62岁每周工作四天，直到65岁每周工作三天，并在70岁前可能每周工作两天。
雇主和工人应就此类灵活性进行协商，但政府应通过激励措施和财政支持来推动这一过程，例如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和所得税。带薪假期在45岁前可为3至4周，并在六十多岁末逐步增至7至8周。在产假和陪产假水平较低的地区，例如美国，应当延长。
公共政策还应鼓励个人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例如，每十年，工人应能够参加一年的正规学习，费用的三分之一由雇主承担，三分之一由公共资金承担，三分之一由个人储蓄承担（这些比例可因收入等级而有所不同）。
总体目标应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健康允许的前提下，公民工作并纳税直至接近70岁，但随着年龄增长工作强度逐渐降低，并以灵活的方式进行，以反映个人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渐进而灵活的退休在许多情况下不仅将惠及雇主和政府，也将惠及工人自身，因为持续的职业参与往往是个人满足感的来源，也能带来情感丰富的社会互动。
我在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同事Carol Graham和Milena Nikolova利用盖洛普世界民调（Gallup World Poll）发现，最幸福的群体是自愿从事兼职工作的人。作为延长工作寿命的回报，公民在一生中将拥有更多用于休闲和技能培养的时间，从而对生产力和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21世纪上半叶的新社会契约必须兼顾财政现实主义、个人偏好的充分空间，以及针对个人境遇或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冲击的强有力的社会团结与保障。许多国家正朝这一方向迈出步伐，但步伐过于谨慎。我们需要对教育、工作、退休和休闲时间进行全面而革命性的重新构建。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Kemal Derviş，土耳其前经济事务部长，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署长，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
图片：两名男子在里斯本一座公园的长椅上打牌 REUTERS/Rafael Marchan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