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财富基金的一项关键优势

主权财富基金的一项关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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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GFC)验证了国际储备的缓冲价值,以及对缓冲基金进行主动管理的价值。这些问题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尤为重要,因为大宗商品贸易条件的高度波动会转化为重大冲击,影响实际汇率和GDP。

拉丁美洲的历史提供了大量例证:不利的贸易条件冲击终结了“好日子”,并导致资本外逃和金融危机。对于那些在21世纪头十年选择实施逆周期宏观政策、遵循“未雨绸缪”准则的国家而言,“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智利是这类政策的典型例子(Céspedes和Velasco,2012、2014)。Frankel(2011)发现,自2000年以来,智利的财政政策遵循一项结构性预算规则,并成功实施了逆周期财政政策。[i] 此外,Frankel等人(2011)发现,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约有三分之一已转向逆周期政策。

在Aizenman和Riera-Crichton(2014)中,我们分析了主权财富基金(SWF)日益重要,以及通胀目标制和扩展泰勒规则的普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拉丁美洲在危机后应对贸易条件和金融冲击相关挑战的调整。[ii]

分析

我们的分析聚焦于拉丁美洲最大的12个经济体。[iii] 这些新兴国家的大宗商品贸易条件(CTOT)波动率最高。CTOT的概念沿用Ricci等人(2008)的做法,与传统衡量方式不同,它只纳入一国大宗商品出口和进口的相对价格,并按各国特定的GDP占比加权。该CTOT指标的另一项有用属性来自以出口额/进口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权重;这使我们能够将CTOT冲击重新解释为对本国经济的收入冲击,并建立其与总收入和产出影响的直接联系。[iv]

图1展示了大宗商品贸易条件波动率随时间的变化,以及过去30年国际流动性的积累及其构成。尽管波动率很高,近几十年来,包括大衰退期间,拉丁美洲经济体仍设法实现了较低的产出和实际汇率(REER)波动率(见表1)。

表1. 拉美七国的实际产出增长与实际汇率

来源:年度数据取自美洲开发银行(IADB)Macro Watch。拉美七国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

表2. 拉美基于大宗商品的稳定型主权财富基金

图1a显示,早在上一次危机之前,拉丁美洲经济体就已开始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储备平均存量从“大缓和”之前占GDP的7.5%,增至“大衰退”之后的15%以上。图1b展示了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国际流动性替代来源的出现。这些主权财富基金大多充当自动稳定器,遵循某些财政规则,以管理各国通常出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异常高涨带来的意外收入。

图1a. CTOT冲击波动率与外汇储备资产积累

图1b. CTOT冲击波动率与稳定型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积累

图1C展示了该地区稳定基金总余额的各国构成。[v] 20世纪90年代采取的另一项相关政策变化,是设定一系列明确的通胀目标——我们样本中最多有一半国家成为通胀目标制国家(见表3)。通胀目标制可能是我们缓冲机制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通胀目标制(IT)国家可能会决定将资源从REER稳定转用于国内价格稳定。

图1c. 图1C: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余额

表3. 拉丁美洲的通胀目标

结果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趋势,我们考察1980—2013年,特别关注三个时期:大衰退前相对低波动时期(称为大缓和末期,2002—2007年)、大衰退时期(2008—2009年)以及衰退后时期(2010—2013年)。我们采用固定效应误差修正模型,以捕捉CTOT冲击的影响,以及REER和产出增长的动态调整。

为考察不同样本时期中缓冲机制论述可能存在的差异,我们进一步引入一层非线性因素,以纳入不同的经济结构,例如贸易开放程度、负债水平、汇率制度和IT制度等。

我们证实,在拉丁美洲经济体中,储备存量及其主动管理均能减轻暂时性大宗商品贸易条件冲击对实际汇率的影响。这种“缓冲效应”在外债水平相对较高、贸易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体中,对抵御实际升值风险的作用似乎强于抵御贬值风险的作用。固定汇率制度可替代储备积累。储备的积累(去积累)有助于缓冲正向(负向)CTOT冲击向产出的传导。

主权财富基金为外国资产管理增添了新的维度。与储备不同,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主权财富基金似乎有助于缓冲CTOT冲击对REER的影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主权财富基金也会在负向冲击期间强化CTOT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并在外债水平相对较高时缓冲这种影响。我们的缓冲机制论述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大缓和末期(2003—2007年)似乎最为有力。然而,在大衰退期间(2008—2009年),我们观察到CTOT与REER之间以及储备作用方面出现脱节。大衰退后时期(2010—2013年),REER与CTOT的关系似乎恢复,储备缓冲作用也重新出现——但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储备的主动使用也呈现同样的情况,只是衰退后时期缓冲机制的恢复更为明显。

储备与主权财富基金之间似乎存在“替代”关系:在大衰退及大衰退后时期,主权财富基金接过了缓冲REER和实际GDP的作用。通胀目标制政策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将资源转用于维持国内价格稳定——IT国家似乎放弃使用储备缓冲CTOT冲击,而将这一作用交由主权财富基金承担。拉丁美洲国家的货币当局似乎遵循扩展泰勒规则,并给予产出缺口较大权重。与此同时,通胀对IT国家的重要性似乎有所上升。制度性质很重要——非IT国家似乎会在承诺采用正式IT规则时,从以REER稳定为目标转向通胀目标。这可能意味着,在IT规则下,流动性管理不再用于稳定REER。相反,当国际储备被用于其他宏观经济目标时,主权财富基金为IT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应对外部冲击的流动性管理方式。这既适用于REER稳定,也适用于产出增长稳定。

结语

本文记录并证实了流动性管理对大宗商品出口国日益重要。这些政策减轻了贸易条件冲击向实际汇率的传导,从而稳定国内经济。我们发现,主权财富基金可能提供另一种稳定渠道。对于IT国家以及波动加剧时期,这一作用可能更加重要。这种分工符合政策设计中的廷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目标,可以使用n种相互独立的工具。国际储备有助于应对资产负债表风险敞口,并实现短期和中期稳定目标。然而,囤积国际储备并非万灵药,因为储备的机会成本会带来财政成本,而且囤积储备可能需要进行冲销,以减轻其通胀后果。因此,通胀目标制可能会将实际汇率稳定目标交由主权财富基金承担。此类基金可能具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其积累会直接影响财政立场和实际汇率。值得注意的是,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的缓冲作用并不需要达到东亚的囤积水平——在拉丁美洲,即便储备/GDP和主权财富基金/GDP比率相对适中,这些作用仍然有效。

虽然我们聚焦拉丁美洲,但将IT与财政逆周期规则相结合所带来的收益,可能适用于大多数制度运作良好的国家,而不仅限于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一旦认识到公共债务类似于“主权负债基金”——即负值的主权财富基金——将一国的缓冲基金(国际储备、主权财富基金、公共债务)与财政预算相联系的逻辑,就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同样,通过在CTOT波动及其他冲击面前稳定经济,逆周期政策是所有国家都值得追求的目标。管理得当的IT能够应对通胀并维持价格稳定,但通常而言,IT和泰勒规则不足以同时稳定产出和通胀(GFC之后的情况以及欧元区持续停滞,已对此作出鲜明说明)。廷伯根政策设计法则的逻辑意味着,在遭遇巨大且持续的冲击时,IT规则应辅以财政规则,智利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实践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Aizenman, J和D Riera-Crichton(2014),《流动性与外国资产管理: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挑战》,NBER WP 20646。

Aizenman, J和R Glick(2009),《主权财富基金:关于其决定因素和治理的概况》,《国际金融》,第12卷(第3期),第351—386页,12月。

Aizenman, J和R Glick(2010),《资产类别多元化以及中央银行与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的职责委托》,NBER工作论文16392,即将发表于《国际中央银行期刊》。

Aizenman J、M Hutchison和I Noy(2011),《新兴市场的通胀目标制与实际汇率》,《世界发展》,39:5,第712—724页。

Céspedes, L F和A Velasco(2012),《大宗商品价格繁荣与低迷期间的宏观经济表现》,《IMF经济评论》60,第570—599页。

Céspedes, L F和A Velasco(2014),《这一次有所不同吗?大宗商品共和国的财政政策》,《发展经济学杂志》,第106卷,1月,第92—106页。

Céspedes, L F、R Chang和A Velasco(2012),《通胀目标制仍然切合目标吗?》,NBER工作论文第18570号。

Frankel, J(2011),《解决财政顺周期性问题:智利开创的结构性预算制度》,智利中央银行《智利经济学期刊》(《智利经济》),第14卷(第2期),第39—78页,8月。

Frankel, J、C A Vegh和G Vuletin(2013),《摆脱财政顺周期性》,《发展经济学杂志》,第100卷(第1期),第32—47页。

Mishkin, F S和K Schmidt-Hebbel(2007),《通胀目标制会带来不同吗?》,NBER工作论文第12876号。

Ricci, L A、G M Milesi-Ferretti和J Lee(2008),《实际汇率与基本面:跨国视角》,第8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脚注

[i] 智利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官方对趋势产出和铜价10年均值的估算——这是将智利预算分解为结构性和周期性部分的关键依据——由独立专家小组作出,因此不受政治进程影响。另见Céspedes和Velasco(2012)。

[ii] 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普及,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央银行之间可能的分工概况,见Aizenman和Glick(2010、2014)。关于实践中的通胀目标制分析,见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7)、Aizenman、Hutchison和Noy(2011),以及Céspedes、Chang和Velasco(2012)。

[iii]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iv] 按照构造,大宗商品贸易条件指标每上升(下降)一个百分点,大致相当于实际单项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带来的总净贸易收益(损失)占GDP的比例。关于CTOT的推导、数据定义和来源的更多详情,请参见NBER工作论文#17692的附录。

[v] 智利显然遥遥领先,在危机前于其铜基金中积累了近200亿美元;墨西哥、哥伦比亚以及样本后期的秘鲁,也因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基金获得意外收入而增加了主权财富基金。委内瑞拉在21世纪初积累了大量资金,但其基金随后被清算,此后一直未再运作。更多详情见表2。

本文由 VoxEU合作发表。

作者:Joshua Aizenman担任南加州大学经济学与国际关系Dockson讲席教授。Daniel Riera-Crichton是贝茨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图片:2014年1月16日,人们经过伦敦金融城的英格兰银行。路透社/Luke MacGre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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