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需要重新确立自身角色，以服务于包容、可持续经济的需求。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政策和监管干预措施，可以通过加强监督、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危险水平来发挥作用。然而，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金融机构日益表示，2008年后的措施可能带来新的风险源，并通过削弱贷款和长期投资的审慎措施损害实体经济。许多人不予理会这些抱怨，认为这是自利之言，但这些担忧确有道理。一些强有力的干预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而其他亟需的干预则根本没有发生。
金融危机之后，五个“警示信号”表明问题仍在持续并不断显现：
1. 许多金融市场流动性极度充裕，却效率低下。 这种流动性由货币政策推动，受到旨在遏制对非流动性资产冒险行为的监管措施鼓励，也因技术驱动型交易的兴起而加剧；矛盾的是，尽管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它并未流向可能有利可图的长期投资。
2. 金融体系持续脆弱。 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和监管措施的意外影响，例如导致顺周期性，以及相较于股权融资给予债务融资优惠税收待遇的措施。
3. 维持有效监督的挑战日益增大。 部分原因是金融监管数量庞大，尤其是其复杂程度高。
4. 发展中经济体正逐渐发现金融领域新常态的弊端。耐心的全球资本流动已变得更加稀缺、成本更高，部分原因是新的监管限制；面对全球需求疲软，发展中国家因此陷入经济两难困境。
5. 2008年后“修补”议程与可持续发展融资迫切需求之间脱节。最严重的是，对短期、流动性强且大多同质化资产——尤其是主权债券——的偏好，意味着金融体系继续将自然环境恶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等社会问题外部化。高额公共债务和财政空间不足意味着公共投资无法提供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所需的90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
环境限制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这项巨额投资必须实现低碳、气候适应性强且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一些现有实物资产，例如煤炭储量，需要重新估值；若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国际商定的2度上限以下，这些储量就不可能全部开采使用。必须迅速将煤炭从能源结构中替代出去，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并减少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及更广泛经济造成的成本。后者约占IMF最近估算的全球年度能源补贴5.3万亿美元的一半。
这类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纳入2008年后的政策和监管框架。鼓励高流动性和短期导向的标准，忽视了其对实体经济乃至最终对金融体系本身的潜在长期不稳定影响。宏观审慎工具并未应对这一挑战，因为其时间跨度仍局限于中期，通常是一个信贷周期的长度。审慎监管工具需要调整，以应对较长时期内长期存在的不稳定根源。这应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在G20授权下的一项优先工作，即审查中央银行应如何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对主要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进行环境压力测试是一项正在发展的实践，已有数个国家在探索如何将其扩展为常规规范。
这五个“警示信号”及其后果表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下一步不必由短期危机带来的仓促行动和归咎文化所驱动。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可以与金融机构以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专家合作，在国际层面共同设计并落实一个适合服务21世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
作者：Simon Zadek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方案调查项目的联合主任；Christian Thimann是AXA执行委员会成员兼集团战略、可持续发展与公共事务主管。两人共同组织了一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AXA研讨会 ，主题为可持续金融，于2015年7月3日在巴黎举行。
图片：2015年6月8日，苏富比的一名员工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与Tim Noble和Sue Webster的电子雕塑《$》合影。路透社/Toby Melvi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