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十条关键经验

经济政策的十条关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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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至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举办了第三届“重新思考宏观政策。”会议。

以下是我的个人心得。

1. “新常态”会是什么样?

我曾请小组成员不要把重点放在当前的政策挑战上,而是关注“新常态”下的挑战。我当时默认,这种新常态会与旧常态十分相似:增长尚可,均衡利率为正。会议上,这一假设受到了质疑。

一方面, 肯·罗格夫 认为,我们正处于“债务超级周期”的调整阶段。他指出,此类金融周期最终会造成债务负担过重,进而拖慢复苏,并要求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以维持足够的需求。按照这种观点,债务负担过重的局面或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退,欧元区所需时间可能长于美国,但我们最终应会回到类似旧常态的状态。

另一方面,拉里·萨默斯认为,债务负担过重显然是一个相关因素,但还有更多问题。他进一步阐述了长期停滞假说,指出在储蓄长期超过投资的背景下,要使经济维持在潜在水平,实际利率很可能必须极低,甚至为负。他指出,实际利率在危机发生前很久就已开始下降;他还提到,自他在IMF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假说以来,长期利率进一步下跌了 去年。如果他的判断正确,新常态就不会像旧常态。

根据我们在 IMF  所做的工作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债务负担过重确实发挥着作用——尽管其影响因国家和债务人类型而异——但危机前已显现的实际利率下降,很可能会在未来持续下去。因此,我的看法更接近萨默斯(尽管我不确定未来是否需要负利率),而不是罗格夫。

2. 新常态会是什么样,对政策设计至关重要

如果萨默斯是对的,这将对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均衡实际利率确实将为负,那么零利率下限(或者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接近零”的下限)可能会使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即使利率为正但接近于零,而且低利率会导致过度冒险,这也可能给货币政策带来极其艰难的权衡。相反,财政政策或许是应对新常态更合适的工具。

谈到后者,会议上最具挑衅性的结论或许来自布拉德·德隆:他认为,如果政府的借款利率(r)低于增长率(g),政府就应增加而非减少当前债务水平。如果人们如此看重安全性(因此安全利率如此之低),那么国家发行安全债务或许合乎情理,并可将其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且,如果利率低于增长率,债务就是安全的:即便政府从不偿还债务,债务与GDP之比也会下降。

人们会感到,这一论点有很强的局限性:从r持续低于g的可能性(这两个字母似乎已成为大众词汇的一部分),到决定安全资产需求的因素,再到r低于g是否表明存在动态低效或某种扭曲;还有,即便处于这样的世界,高债务水平是否会增加多重均衡、债务展期危机和突然停止的概率。

3. 我们能否寄望于限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关于 金融监管 的讨论,其核心主题是监管是否成功降低了金融风险。与会者一致认为风险“降低了”,但是否“成功”则看法不一。毫无疑问,从《巴塞尔协议III》到《多德-弗兰克法案》,新规降低了银行业风险。但一些小组成员,尤其是阿纳特·阿德马蒂,认为这远远不够;另一些人则认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转移到了影子银行体系。

讨论深入到了具体细节。由维拉尔·阿查里亚介绍的纽约大学 Vlab 为大型银行构建实时系统性风险指标,展示了在定义和衡量系统性风险方面取得的进展,至少在银行体系内如此。罗伯特·鲁宾和菲利普·希尔登布兰德强调,“影子银行”所涵盖的情况各不相同,并建议以职能或活动而非实体为重点来监管影子银行体系。简言之,如果涉及期限转换、流动性错配和杠杆,那就是银行业务,就需要受到监管。

另一个主题是监管的意外后果。阿查里亚认为,不恰当的监管风险权重导致欧洲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仍然过高。鲁宾和海梅·卡鲁阿纳讨论了监管对传统做市商作用减弱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市场流动性下降。

4. 货币政策 应否回归旧有做法?

危机之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央行已趋同于一套大体一致的框架。一些央行只有一项使命,即保持低而稳定的通胀;另一些则有双重使命,还要使经济维持在潜在水平。主要工具是政策利率,用以锚定利率期限结构。

这一框架应否保留?本·伯南克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经济体摆脱零利率下限后,危机期间推出的大多数计划都应暂时搁置,只在再次遭遇足够严重的冲击时才启用。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应重新采用联邦基金利率;或者,如果央行希望维持规模更大的资产负债表并促使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则可结合使用联邦基金利率、回购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利率。

不过,伯南克提出了新常态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和规模问题,其他人,尤其是里卡多·卡瓦列罗,也对此作了探讨。关于构成:如果正如一些人所说,存在“安全资产短缺”,央行像过去那样持有大量此类安全资产是否合理?央行持有其他资产,把这些安全资产留在私人部门手中,岂不更好?关于规模:

如果央行具有独特优势,能够提供安全资产,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我认为,这场讨论才刚刚开始,它提出了关于私人部门安全资产需求以及央行在此背景下可能发挥何种作用的深层问题,涉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问题是安全资产需求背后的原因。卡瓦列罗指出,如果对安全资产的需求源于对冲宏观经济波动,那么长期债券实际上可能比短期债券或现金更安全:经济状况恶化时,长期债券价格更有可能上涨(此时央行会降低利率),因此能更好地对冲宏观经济波动。但如果这种需求来自对具有确定抵押品价值的资产的需求,投资者就会想要短期债券。前一种情况下,央行应持有短期债券,把长期债券留在私人部门手中(即旧常态);后一种情况下,结论则相反。

5. 工具规则

这场会议 引发了伯南克与约翰·泰勒关于“工具规则”作用的交锋。泰勒认为,美联储偏离规则型政策(危机前几年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再加上监管过程中违反安全与稳健规则,是金融危机的关键成因。他主张迅速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工具政策,也就是他所说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伯南克对此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在我们生活的复杂世界里,恰当的规则会非常复杂,而僵化地遵循简单规则会适得其反。他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央行如何履行其使命来评判央行,而不是要求其遵循简单规则。我赞同他的看法。

6. 宏观审慎工具还是金融监管

关于“宏观审慎工具” 所指为何这一语义问题被提了出来,保罗·塔克提出了如下定义:“动态调整监管参数,以维持系统韧性。”这个定义虽不易理解,但很有帮助。我确实认为,“宏观审慎工具”与“金融监管”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会“动态调整”,后者则不会。

一个关键问题是,何时应采用“动态调整”工具,何时只需加强金融监管(例如,采用可变资本比率,还是改为设定更高但固定的资本比率)。这次讨论并未以这种形式展开。不过,塔克主张使用宏观审慎工具应对“过度乐观”,而不一定要在较为正常的时期进行微调。鲁宾指出,我们并不擅长判断何时形势过度乐观、何时正常。

讨论还涉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工具各自的作用。申从宏观角度指出,可以认为两者都会影响信贷需求和供给。从金融角度看,可以把货币政策视为一般性工具,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具体工具。讨论期间,拉斯·斯文森认为,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是应对金融风险的极差工具。在一项关于瑞典案例的 成本效益分析 中,采用瑞典央行的估算结果,发现提高利率所带来的失业成本,远远超过了因金融危机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可能下降、从而改善未来宏观经济结果所带来的收益。我认为他的论据令人信服。

7. 央行应否保持独立?

在整个会议期间,例如在吉尔·马库斯的 演讲中,以及此后几天IMF会议期间举行的各种会议上,政策制定者都谈到并抱怨货币政策在这场危机中承受的沉重负担,也指出央行面临政治反弹的风险。即便危机逐渐消退,央行最终也显然会承担大幅增加的职责——无论这些职责是完全交由央行,还是由央行与其他机构分担——涵盖金融监管、金融监督和宏观审慎工具的运用。即使政策利率的使用也会产生分配影响,但在监管或宏观审慎工具(例如贷款价值比)的情况下,这些影响要显著得多。普遍共识是,不能忽视这些分配影响;央行应对传统货币政策保有完全独立性,但监管或宏观审慎工具则不能如此。

8. 财政政策设计方面进展甚微

反对将财政政策用作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传统理由是,经济衰退持续时间不长,而自由裁量财政措施实施时,通常为时已晚。马丁·费尔德斯坦指出,有些衰退,尤其是与金融危机相关的衰退,持续时间足够长,因此可以也应该采用自由裁量政策。不过他指出,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不一定意味着改变总体预算赤字或盈余,也可以调整预算构成,例如增加投资税收抵免,同时提高企业税收以提供资金。

有意思的是,尽管会议 主席维托尔·加斯帕提出了自动稳定器设计方面可能改进之处的问题(依据2015年4月《 财政监测报告》中极具启发性的第二章),这一议题却未引起关注,我仍对这一领域缺乏行动感到惊讶。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多数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减少债务,以及以适当速度进行财政整顿。然而,即使在这方面,相关研究也很少,财政规则设计方面的行动更少。从这个角度看,马尔科·布蒂的一句评论颇有意思:欧盟规则数量过多、过于复杂,部分反映了欧盟委员会确保各国真正落实这些规则的能力相对薄弱。

9. 资本流动的复杂影响

在关于 资本流动 的讨论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与会者认识到资本流动会产生复杂影响。这一主题也呼应了海伦·雷最近发表的蒙代尔—弗莱明 讲座 。全球化以及各国资产与负债总头寸的增加,意味着资金流动的变化可能非常巨大。正如本场会议的三位发言者阿古斯丁·卡斯滕斯、莫里·奥布斯特费尔德和路易斯·佩雷拉·达席尔瓦,以及在最后一场小组讨论中发言的拉古拉姆·拉詹所指出的,这些变化的影响远不止汇率变动:它们会影响国内金融体系,有时带来好处,有时则造成损害。

这一结论有一个明确的含义:袖手旁观的政策并非解决办法。在这一领域,重新思考的程度令人瞩目,例如与十年前相比,变化就很大。与会者广泛认同,宏观审慎工具能够减轻对银行体系的不利影响。大家也认同,外汇干预至少可以成为稳定汇率的有用工具。佩雷拉·达席尔瓦主张在巴西采取以这些工具为核心的务实做法。但对于资本管制,与会者并无共识。卡斯滕斯反对资本管制,认为至少对与美国高度一体化的墨西哥而言,资本管制弊大于利,应予避免。在我看来,资本管制与宏观审慎工具并无本质区别;面向投资者的规则必须明确,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

10. 国际货币体系有多大改进空间?

谈到 国际货币体系的设计,里卡多·卡瓦列罗谈及新兴市场国家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并主张IMF和各国央行更好地提供国际流动性。这不仅本身值得期许,而且联系到前面的讨论,这也会提高全球安全实际利率,并缓解人们对长期停滞的担忧。莫里·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没有哪种汇率安排是完美的,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能仍是最佳安排。随后还提出了另外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央行的国家使命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不利的全球结果。海梅·卡鲁阿纳主张采取“开明的自利”做法,其依据是,政策发起国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政策产生的“反向溢出效应”。不过,这种自利论只能适用到一定程度:反向溢出效应可能有限,即使将其纳入考虑,也未必会促使行为符合全球最优结果。

第二个问题与之密切相关,涉及溢出效应的确切性质。更形式化地说,纳什均衡——每家央行在考虑其他央行行动的情况下努力履行本国使命而形成的均衡——是否不如合作均衡?泽蒂·阿赫塔尔·阿齐兹认为,这些溢出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她指出,加深理解可以减少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分歧和摩擦。

归根结底

我在会前 博客 中提出的问题并非全部得到讨论,也很少有问题得到解决。不过,回到会议标题“重新思考宏观政策III:进步还是困惑?”,我的回答明确是“两者兼有”。进步毋庸置疑。鉴于仍有复杂问题有待解决,困惑也不可避免。(我围绕这一主题所作的发言可见 此处。)

本文由 IMF合作发布。文章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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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利维耶·布兰查德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广泛,从货币政策的作用、投机泡沫的性质,到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和失业的决定因素,以及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

图片:一名男子走过新加坡中央商务区的建筑。路透社/尼基·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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