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劳动力的流动性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但在全球知识经济中，不参与争夺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将落后。
超过3%的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然而，尽管六十年来移民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但其构成已发生变化。由于人才需求的全球化，高技能移民相对于低技能移民的比例大幅增长。这一发展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近75%的高技能移民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硅谷超过70%的软件工程师出生于国外。但今天的领先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落后者。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超过70%的硅谷软件工程师出生于国外。但今天的领先者很可能成为明天的落后者。
推动移民流动构成变化的因素很多，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交通和通信成本下降（高技能移民往往比低技能移民前往目的国的距离更远），以及来源国有限的教育机会。然而，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日益认识到，人力资本在当今知识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场全球性的“人才大战”正在展开，那些能够出色管理全球人才库的企业正在加速前进。如今，大多数跨国公司坚持要求高潜力高管通过在其他国家工作获得全球经验，并已将国际流动性作为高级领导职位的先决条件。一些全球经济中最为人熟知的企业——包括谷歌、微软、美国铝业、高乐氏、可口可乐、麦当劳、百事和辉瑞——的首席执行官都是移民。
但人口结构在全球移民趋势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发达国家大多正在老龄化，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增长。在印度，每位65岁老人对应四位20岁的年轻人；而在西欧，这一比例为一比一。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是低收入国家的70倍。这些人口结构和工资差距共同构成了推动移民的强大动力。
尽管全球人才争夺战最初促使发达国家设立特殊签证以吸引高技能专业人才，但这些国家对移民的政治态度此后已转为消极。移民被视为对东道国本地工人的威胁，尽管实证证据表明，其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非常小。显示。以硅谷为例，移民并未导致工资下降或技能回报减少。
移民对东道国公共财政的不利影响也非常有限。移民最初可能给东道社会带来净成本，但这一成本较小，且比抚养一名本国新生儿的成本持续时间更短。更重要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实际上对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做出了正面贡献，因为这些工人缴纳的税款超过了他们所使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全球人才流动对来源国也有益，因为它有助于这些国家融入世界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因公共投资较低、培训和设备不足，以及购买技术许可或知识产权的财务资源匮乏而面临的缺陷。诚然，移民并非在知识经济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的最优方法；但在短期内，它确实能够加速技术扩散。
互联网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交流的另一股强大力量，有人认为它可以替代全球流动。然而，尽管互联网确实使某些形式的劳动可以远程提供，但它并未取代海外侨民网络。尽管信息和通信技术降低了传统侨民联系的重要性，但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也得到了这些联系的补充。例如，印度通过与其海外侨民的联系实现知识和技术交流，使该国得以跨越传统发展阶段。
总而言之，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使世界获益匪浅。现在，是时候收获人才流动的益处了。与贸易和金融/资本不同，移民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尽管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机会的可得性和更高的劳动回报，而这又需要全球和国内层面的流动性。
政策制定者拥有多种工具来促进全球人才流动。这一问题的多面性要求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加强合作。企业和大学是全球人才争夺战的一线参与者，但全球治理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和民间社会团体也肩负关键作用。技术同样如此，它如今可通过视频会议、数字平台、在线劳动力交易平台及其他应用实现虚拟人才流动。
随着各国和企业竞相争夺最优秀的人才，全球人才争夺战将持续加速。经合组织以外的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日益成为高技能劳动力的重要目的地。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发达经济体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将继续减弱。竞争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