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过近50年的政策努力，英国距离消除性别不平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仍远未占据突出地位；她们在媒体中被轻视；在劳动力市场中代表性不足、收入偏低且遭受过度剥削；在家庭中还面临遭受暴力的风险。
此外，也有迹象表明出现了倒退。在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英国的排名已从2008年的第13位降至2015年的第18位。这些挑战因性别与阶级、种族、族裔和公民身份等更广泛的身份因素交织而更加复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性别、不平等与权力委员会聚焦于所有这些问题，并形成了我们的报告《 Confronting Gender Inequality》。本博客聚焦于经济问题。
女性职场“安静革命”背后的真相
近几十年来，女性在有薪就业中的比例有所上升，部分女性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工作场所的性别隔离有所减少，性别薪酬差距也有所缩小，这使得《经济学人》 将此描述为一场“安静的革命” ，称女性“正在接管职场”。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这一说法有所夸大。
就业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依然存在隔离。男性在全职员工、高薪职业以及权力和责任岗位中仍占比过高。女性在低地位岗位以及低薪行业和职业中仍占比过高， 尤其是“3 C”类行业，即护理（caring）、清洁（cleaning）和餐饮（catering）。
虽然性别薪酬差距已经缩小，但英国的这一差距在欧盟中仍排名第6高，达19.1%，而且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面临贫困风险。然而，政府最新的预算削减将抵消新的最低“生活工资”和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提案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应对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化贫困不仅关乎性别正义， 也关乎经济绩效。
虽然如今男性在儿童和老年人照护上投入的时间比过去更多，女性仍然是主要照护者， 无论她们从事多少有薪工作。这种不对称仍是在经济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延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总体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和工作场所层面的平等措施。
性别敏感型经济政策的依据
为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我们建议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性别敏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是必要的。当前的紧缩政策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大，尤其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中的女性，她们承担了2015年政府预算中78.9%的福利削减。
紧缩政策之外还有其他选择——从促进就业的政府支出项目到减税——这些选择很可能带来 更具包容性的结果、更高的就业水平和整体福祉。在国家层面，性别响应式预算编制、性别审计和影响分析对于监测政策如何影响女性都是必要的，但我们缺乏有效开展这些工作所需的数据。政府自身的影响评估，相较于英国的 妇女预算小组等志愿组织的评估而言显得粗略，但这些评估需要资金支持。
薪酬的确定方式需要更好地体现工作的社会价值，并考虑生活成本。 首相大卫·卡梅伦提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性别薪酬差距”的目标值得欢迎，但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作为支撑。目前，主要依靠对企业进行点名批评：要求员工超过250人的企业披露其在“职位和头衔大致相同的人员”中的平均性别差距。这一措施反映的是同工不同酬问题（而这是非法的），而非性别薪酬差距；后者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反映的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隔离状况。女性更可能从事兼职工作、收入较低，在某些职业中占比过高，而在另一些职业中则几乎缺席。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 《21世纪资本论》 中所表明的，薪酬也由社会规范以及最高层人士为自身薪酬确定的权力所决定。
配额制为挪威带来了什么
在私营部门，人们大量关注无意识偏见，但较少关注决策者的性别平衡，以及允许此类偏见不受制约的程序。
我们委员会审查的证据表明，薪酬决定应基于正式、透明的标准。鉴于变革进展缓慢，强制性配额对于推动变革是必要的；它们比企业的软性举措更有效，并有助于确保社会和企业体现多元的思想和才能。强制性配额已 得到世界银行（2012）的推荐 ，而英国现行立法允许在优劣相当时，将性别作为招聘和晋升决策中的决胜因素。
在挪威，立法规定关停未达到董事会女性席位40%目标的上市公司，五年后，几乎所有公司都已合规。在英国，25%的自愿性目标已接近实现，但有证据表明，进展充其量只会停滞在略高于该水平的位置。
配额代表了实现变革的“最低条件”。仅仅让女性出现在岗位上是不够的：如果配额不能仅仅成为一扇旋转门，机构就需要配备适当的政策和支持结构。
工作世界需要如何变革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护人员缺口，我们需要建立国家照护服务体系，确保提供全面、可负担且可及的照护服务，并确保照护工作者因其所从事的复杂且专业的工作而获得相应报酬。此外，雇主需要采用性别友好型工作模式，使男性和女性都有时间照护家人，且不因此受到惩罚。我们需要消除兼职工作的污名，遏制长时间工作的文化，并引入个人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权利，以便父亲们能请假陪伴子女。
人们对变革有强烈意愿，但迄今为止的政策却将此视为女性自身的问题，侧重于供给侧的不足：如果女性未能晋升，原因在于她们缺乏自信或需要导师指导。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它淡化了挥之不去的偏见、歧视和成见等需求侧问题。此外，宏观经济政策基于非常狭隘的经济理解，排除了照护工作的核心作用，而照护不仅对社会福祉必不可少，对经济生存也同样如此。这一状况需要加以纠正。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又一个世纪将悄然流逝，而我们仍未实现性别平等。
《201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可 在此处获取。
作者：Diane Perrons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地理学与性别研究教授
图片：2012年10月5日，Peter Talos在挪威奥斯陆陪伴女儿Karin进食，这是他在育儿假期间共度时光的一幕。图片来源：REUTERS/Heiko Ju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