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理论的万神殿中，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曾占据崇高地位。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著作《平等与效率：重大权衡》中，认为公共政策围绕着如何处理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张力而展开。就在2007年，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典礼上向毕业生致辞时，将经济学智慧概括为12条简短原则，其中就包括这种权衡。
认为促进平等必须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这一看法根植于经济学中最受珍视的理念之一：激励。企业和个人需要看到收入增加的希望，才会储蓄、投资、努力工作和创新。如果对盈利企业和富裕家庭征税削弱了这种前景，结果就会是努力程度下降、经济增长放缓。长期以来，共产主义国家被视为反对再分配政策的“头号证据”：这些国家的平等主义实验导致了经济灾难。
然而，近年来，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实证证据，都不再支持这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衡。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论据，说明良好的经济表现不仅与分配公平相容，甚至可能有赖于分配公平。
例如，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贫困家庭缺乏经济和教育机会，经济增长因而受到抑制。再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显然，平等主义政策并未妨碍经济繁荣。
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公布了似乎颠覆旧有共识的实证结果。他们发现，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国内部，更大的平等都与随后更快的中期增长相关。
此外，再分配政策似乎并未对经济表现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看来，我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这一结果颇为惊人——尤其是因为它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机构向来并不以持非正统或激进观点著称。
经济学是一门很难声称发现了普遍真理的科学，即便这样的真理存在，也寥寥无几。与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物一样，平等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形，而非固定不变；它取决于不平等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诸多中介因素。因此，关于不平等有害影响的新兴共识，误导我们的可能性不亚于旧有共识。
以工业化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为例。在一个劳动力大多从事传统农业的贫穷国家，城市工业就业机会的兴起很可能带来不平等，至少在工业化初期如此。随着农民进城并获得更高工资，收入差距随之拉大。然而，正是这一过程推动了经济增长；所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这一过程。
例如，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平等显著加剧。增幅中大约一半源于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也成为增长的引擎。
再看通过向富人和中产阶级征税来增加贫困家庭收入的转移支付政策。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都以审慎的财政方式实施了此类政策，确保政府赤字不会导致高额债务和宏观经济不稳定。
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在乌戈·查韦斯及其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下推行的激进再分配转移支付，依靠临时性石油收入提供资金，使转移支付和宏观经济稳定都面临风险。尽管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至少目前如此），但该国经济增长前景已严重削弱。
拉丁美洲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的唯一世界区域。社会政策改善和教育投资增加是重要因素。但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经济学家称之为“技能溢价”——的缩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技能溢价下降对经济增长是利是弊，取决于它为何下降。
如果工资差距缩小是因为熟练工人的相对供给增加，我们就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下降不会妨碍更快增长（甚至可能是增长加快的早期指标）。但如果根本原因是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下降，那么差距缩小就意味着未来增长所依赖的现代技能密集型产业扩张不足。
在发达国家，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仍在争论之中。自动化和其他技术变革、全球化、工会力量减弱、最低工资制度弱化、金融化，以及企业内部关于可接受工资差距的规范变化，都发挥了作用；这些因素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权重各不相同。
这些驱动因素对增长的影响各不相同。技术进步显然促进增长，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扩张，很可能通过金融危机和债务累积产生了不利影响。
令人欣慰的是，经济学家不再把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视为铁律。我们不应矫枉过正，得出平等程度提高总是与经济表现改善相伴的结论。毕竟，经济学中确实只有一个普遍真理：这要视情况而定。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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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罗德里克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
图片：2013年7月5日，新德里一家私人货币兑换办公室内，一名员工清点印度卢比纸币。路透社/阿德南·阿比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