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ify、《我的世界》和《糖果传奇》有什么共同点？
它们都诞生于瑞典。
Skype由瑞典人共同创立，SoundCloud则创立于斯德哥尔摩，后来迁至现今所在地柏林。
瑞典是欧洲最大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其首都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方面仅次于硅谷——这里的“独角兽”指估值达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按人均计算，瑞典孕育的这类企业数量仅次于硅谷。
瑞典为何如此善于鼓励数字领域的创业者创办并发展新企业？
一个出乎意料且颇具争议的答案是：瑞典税负较高。
高税收经济
尽管研究表明政府规模大、税收和支出水平高的国家往往创业活力较弱，但瑞典的科技企业受益于这种模式所能提供的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
在平均网速方面，瑞典仅次于邻国挪威和韩国。
全国有超过60%的人口可接入超高速光纤宽带，网速达每秒100兆比特；瑞典政府希望到202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90%。
瑞典政府直接为农村地区的光纤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其他地区则给予大力补贴。
这并非政府首次出资推动技术大规模普及：20世纪90年代，政府曾补贴家庭购买个人电脑；学者认为这使得瑞典几乎每个家庭很快都拥有了一台电脑。
Klarna是一家估值25亿美元的电商初创企业，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塞巴斯蒂安·西米亚特科夫斯基将他能够在10岁时开始编程归功于这项“富有远见的”政策。
如今，瑞典近95%的人口使用互联网，而美国这一比例仅为84%。
这些因素也反映在瑞典于《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技术准备度排名前五
瑞典在该报告的宏观经济环境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免费”的医疗和高等教育由工薪阶层缴纳的所得税支付，税率最高可达60%。
《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将税负列为在瑞典经商时最棘手的因素；不过，瑞典政府的企业与创新大臣米卡埃尔·达姆贝里表示，该国的社会保障网意味着创业者能够更自由地承担风险。
放松管制
瑞典成为科技初创企业中心的成功，是其经济增长大背景的一部分；这场增长由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市场改革开启。
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寻求在此前由国有实体主导的领域引入私营竞争。
许多公共垄断行业放松了管制，包括出租车、电力、电信、铁路和国内航空服务。
其他公共服务也外包给了私营企业，包括老年护理、初等和中等教育以及学前教育。
1993年，瑞典出台《竞争法》，以阻止大型企业合并和反竞争行为。
税率也开始下调，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从1990年的52%降至如今的22%——远低于美国38.9%的税率。
这促使一群瑞典学者发表论文，声称瑞典如今比美国更具创业活力。
论文指出，近年来，成立不超过五年的瑞典年轻企业平均占该国所有企业的55%。
同期，美国年轻企业的占比从约45%降至不足40%。
瑞典政府甚至正着手回应科技公司的担忧：高所得税使得吸引全球人才变得困难。
政府采取的做法是降低初创企业股票期权的税负——对于希望吸引顶尖人才、但无法在薪酬上与成熟企业竞争的新公司而言，股票期权是一种常见的薪酬方式。
信任
瑞典初创企业成功的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或许是瑞典社会特有的一种品质：信任。
根据一项由欧盟资助的研究，瑞典的“内部创业”水平仅次于丹麦。所谓内部创业，宽泛地说，是指员工在企业内部开展协作和创新工作。
内部创业在信任度高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各个经济体内部，还是在整个社会层面。
当雇主信任员工并给予他们更大的工作自主权时，员工更有可能创新。同样，员工信任同事时，也更有可能开展协作。
论文指出，当整体经济中的信任度较高时，雇主之间也更可能彼此信任。
深厚的信任根植于瑞典文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如此多的瑞典人相信政府会替他们妥善使用纳税的钱。
这进而营造出完善的社会保障环境，包括慷慨的产假和陪产假安排，这或许能让员工在工作中更有安全感。
高度信任也有利于创业活动：大型成熟企业足够信任小型初创公司，愿意与其合作并分享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