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英国科学家C.P.斯诺（CP Snow）早已指出这一点，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中。他将其分别称为科学与人文，并指出这种割裂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一大障碍。这篇文章影响深远，但60年过去了，情况并未改变。
斯诺写作之时，“两种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有趣的社会观察。如今，它已成为一场危机。技术现已与政策深度交织。我们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构建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软件以任何法律都无法企及的效率约束人们的行为。一切都在快速变化；技术实实在在地塑造着我们所有人生活的世界，而政策制定者却跟不上步伐。出现失误的代价日益变得灾难性。未来的生存，有赖于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携手合作。
以人工智能（AI）为例。这项技术有潜力辅助人类决策，最终以更公平、更一致、更快速、更易扩展的方式，取代那些素以主观性著称的人类流程。但它同样可能固化偏见、将不平等制度化，并以无法解释、令人不愿看到的方式运作。它可能以新的方式被入侵，使罪犯和民族国家等攻击者获得破坏与伤害的新能力。我们如何既避免人工智能的陷阱，又能从其潜力中获益？或者更具体地说，政府应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介入，对这一大体由市场驱动的行业进行监管？答案需要既深入理解现代社会可用的政策工具，也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技术。
但人工智能只是众多需要政策监管的技术领域之一。我们还需要应对基础设施中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漏洞问题。我们需要理解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政治分裂性内容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技术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来减轻其危害。对于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等快速发展的生物工程技术，我们需要相应的政策，以免其进展给人类物种和地球带来问题。我们在食品和水安全监管方面几乎难以跟上，更遑论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机器人技术不久后将成为普通消费技术，而我们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与技术专家从基层开始携手合作。我们需要营造一种环境，让技术专家参与公共政策，并为所谓的“公共利益技术专家”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路径。
这一概念并不新颖，即便这一说法是新的。已经有一些专业人士同时游走于技术与政策两个领域。他们出身于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他们从事数据科学、技术政策或面向公共服务的计算机科学工作。他们曾在布什和奥巴马的白宫任职，也曾在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工作。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太少了；他们都是例外，也都是杰出之人。我们需要找到他们、支持他们，并扩大培养此类人才的机制。
要为公共利益技术专家建立可扩展的职业发展路径，涉及两个方面，可以将其视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供给几乎肯定是更大的问题。真正愿意参与公共政策的技术专家根本不够多。随着技术进一步渗透我们的社会，这一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峻。对于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社会所需的此类人才数量，我们甚至无从估算。
解决供给问题，需要改革教育课程体系，从儿童教育一直贯穿到大学及以后。理工科项目需要设置伦理学、社会科学、政策和以人为本设计等必修课程。我们需要联合学位项目，以提供更加综合的课程体系。我们需要多种途径，吸引来自不同背景、具备不同能力的人士参与其中。我们需要为他们创造机会，让公共利益技术工作成为本职工作之外的兼职，或作为传统职业的一部分，或在其较为常规的职业生涯中，通过专门设计的带薪休假或研究员职位，投入数年时间。公共服务应成为学术生涯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培养、扶持并给予报酬，那些既非纯粹技术专家、也非纯粹政策制定者，而是两者融合的人才。公共利益技术必须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选择，即便其薪酬永远无法与科技企业中的技术人员相比。
但尽管供给侧是更难解决的问题，需求侧才是更为迫切的问题。目前，想要从事公共政策工作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可去的地方并不够多，而现有的机会往往资金不足，且所处环境中技术专家的价值未得到认可。立法机构工作人员、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新闻界的职位都不够。高校和大学中的教学岗位与研究员职位也不足。以政策为导向的技术项目同样不足。简言之，政策制定者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最好是具备一定政策培训背景的人才——加入其团队。
要制定有效的技术政策，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理解技术。不知何故，在我们的民选官员中，对技术的无知并未被视为一种缺陷，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如今，不了解互联网、机器学习或其他任何核心技术如何运作，已经不再可以接受。
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成为技术专家。长期以来，我们期望民选官员去监管他们知之甚少的高度专业化领域。之所以尚可应付，是因为这些民选官员的工作人员中有了解相关领域的人，或者因为他们信任其他了解这些领域的民选官员。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他们需要在其政策团队中配备技术专家，并接受成熟的科学结论作为事实。同样，仅仅因为技术专业意见与自身政治偏见相抵触，就对其加以否定，也已不再可以接受。
公共卫生政策的演变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范例。卫生政策是一个涵盖多方面的领域：既有深谙科学、紧跟卫生研究进展的政策专家，也有与政策制定者密切合作的生物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卫生政策常常是政策学院的一个专业方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疫苗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政策制定者对其有充分理解，并已将其写入政策之中。我们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政策，同样以医学专家的意见为依据。这对社会大有裨益，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卫生政策并非始终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在政策制定者学会如何真正与医学专家沟通和倾听之前，人们经历了许多可怕的健康危机。今天，我们在技术领域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另一个可类比的例子是公益法律。律师在政府各部门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中工作，制定政策或从事公益法律服务。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每位律师都被期望投入一定时间处理公益案件；这被视为职业生涯全面发展的一部分。没有哪家律师事务所会对那些离开工作岗位两年、从事公益工作的律师另眼相看。科技行业的职业发展也需要更像这样。
在他的著作《未来政治》中，杰米·苏斯金德（Jamie Susskind）写道：“二十世纪的政治主要由一个核心问题主导：我们的集体生活应有多大程度由国家决定，又应有哪些交由市场和公民社会？对于如今即将步入政治成熟期的一代人而言，争论的焦点将有所不同：我们的生活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强大的数字系统指挥和控制——又应遵循何种条件？”
我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网络安全政策。由于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我所在的机构本身既是二十世纪的产物，也是那个问题的产物，其教职人员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但由于今天的问题已有所不同，该机构如今正在招聘像我这样以政策为导向的技术专家。
如果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技术与政策分离从来都不是可以接受的。但今天，在我们开始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这种分离变得更加危险。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一危险，并欢迎来自各种立场的新一代技术专家，共同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技术政策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方式，让技术专家能够向权力发声——而权力也需要敞开大门，让技术专家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