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和谷歌近日在其即将推出的移动操作系统中宣布了一些新功能，旨在“减少干扰并管理屏幕使用时间”。安卓和iOS用户很快就能够保护自己的睡眠免受数字诱惑的干扰，在需要时轻松开启“勿扰”模式，并在使用喜爱的应用超过个人设定的时间限制后收到提示并停止使用。
作为一名心理学科学家 ，过去五年来一直在研究移动技术对幸福感的影响，我对这些新工具只能表示欢迎。事实上，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智能手机可能会损害人们的睡眠质量或分散人们对非数字活动的注意力。在我自己的实验研究中，我和合作者发现了一致的证据，表明智能手机还可能让用户分心，忽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例如在共进晚餐或陪伴孩子的时候。
在明显需要限制数字干扰的情境中——例如陪孩子玩耍时——苹果和谷歌的新工具将提供便捷的解决方案。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在比我们想象中更广泛的社交场合中，智能手机可能正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快乐。
选择的局限
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证明，人们往往无法判断经济学家所称的“机会成本”——即一个人在选择做某件事而非另一件事时所放弃的价值。
例如，在我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 Jason Proulx和Elizabeth Dunn 共同开展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忽视了依赖手机获取信息的一个关键副作用：他们错失了机会，无法增强自己的社会联结感。例如，使用手机地图应用无需依靠他人，也就失去了体验陌生人热心指路的善意的机会，而这种陌生人可能会帮你指明去商店或电影院的方向。
放下手机吧
显然，为了科技带来的便利而完全放弃社交互动，会损害一个人的社会福祉。但大多数人恰恰是用手机来社交的——而且往往在与他人面对面社交的同时进行。也许是在与同事喝饮品的同时，还在Snapchat上与朋友聊天，与伴侣发短信，甚至通过Tinder或Grindr安排新的约会。有人可能会认为，同时与更多人社交会更好。
但我的合作者Samantha Heintzelman和我最近发现，将数字社交与面对面社交相结合并不如放下手机、单纯共度时光那样令人愉快。
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在一周内追踪了174名千禧一代的社交行为和幸福感。每天随机选取五个时间点，我们向每位参与者的手机发送一份需要一分钟完成的调查问卷。我们询问他们在之前15分钟内正在做什么，包括他们是在面对面社交还是通过数字方式社交（例如发短信或使用社交媒体）。我们还询问他们感觉与他人的距离是近还是远，以及他们总体上感觉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并不特别惊讶地发现，与完全不社交时相比，当人们只进行面对面社交时，会感觉更好、与他人联系更紧密。这与数十年来的现有研究相吻合。不过，我们的研究并非为探讨这一区别而设计，因此我们没有发现数字社交相比完全不社交有任何益处。
然而，我们确实发现，与仅通过手机社交相比，当人们只进行面对面社交时，会感觉更快乐，与他人也更加亲近。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我们研究中的人群正是所谓的“数字原住民”一代，他们从很小的年纪起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进行互动。即便对他们而言，传统的面对面交谈所带来的益处，也超过了通过数字媒介沟通所带来的幸福感。
最关键的是，与仅进行面对面社交相比，当人们将面对面社交与数字社交混合时，会感觉更糟、与他人也更疏远。我们的结果表明，数字社交并非增添了非数字社交的心理益处，实际上反而削减了这些益处。
随着人们实用的数字设备开始提供更多、更好的选项来限制屏幕使用时间并遏制数字干扰的涌入，决定何时使用这些功能既不明显，也不直观。行为科学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些有前景的解决方案。
与其逐项决定何时不被打扰，人们不如将“勿扰”设为默认模式，只在想要时才查看通知。我的近期研究——与Nicholas Fitz和Dan Ariely在杜克大学的高级后见之明中心合作完成——然而表明，从不接收通知会因错失恐惧感的增加而损害幸福感。最佳方式是折中之道：我们发现，将手机设置为每天分三次批量推送通知，可以优化幸福感。为了让用户从数字和非数字活动中都获得最佳的心理益处，谷歌和苹果可以让批量处理通知变得更加便捷。
谷歌和苹果还应扩展其主动推荐功能，以帮助用户管理干扰。例如，iPhone 已经提供了在驾驶时自动开启“驾驶时勿扰”的选项，而在即将推出的功能中，还将包括睡眠时的选项。关于智能手机如何在社交互动中损害幸福感的证据日益增多，这表明社交和家庭时光同样值得免受数字干扰的保护。
人们与数字设备相处的时间更多，超过了与朋友乃至浪漫伴侣相处的时间。这些设备理应更多地了解什么让人们快乐，并提供机会，帮助人们夺回因数字活动——以及因那些需要人们关注才能发展壮大的公司——而失去的快乐，这才是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