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正在发生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指数级变化时期——与地缘政治事务并非毫无关联。事实上，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技术颠覆的主要驱动力；反过来，这种颠覆又在影响着地缘政治格局。
技术长期以来都是国家获取、运用或失去权力的重要因素。但如今，创新、人才和韧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日益决定着各国能否处于有利位置，以维护自身安全与福祉。
1. 创新仍是力量
各国深知，在技术驱动的创新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将转化为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而转化为地缘政治实力。因此，全球范围内对科技领域领导地位的竞争十分激烈，这不仅因为其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也因为其可能带来的安全收益。激烈的竞争促使各国加大创新投入，并持续在突破性技术的研发与规模化应用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字面意义上的）战场上落后的担忧，是世界大国大量投资新兴技术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们希望，这样做能够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世界中提供安全与实力。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政府在其科技研究体系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硅谷是明显的受益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担心，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在冷战中落败。这一体系将科学研究与创业锐气相结合，使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享有先发优势。
技术发展在战争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沁机枪、线膛火炮、飞机、毒气、凝固汽油弹和核武器，只是现代战场上众多发明中的极小一部分。展望未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步所催生的发明，将从后勤到武器装备彻底颠覆战争形态。与其前辈一样，这些发明中最重要的一批将使率先掌握者获得（暂时性的）地缘政治优势。而且，与其前辈一样，这些发明一旦问世便无法被收回——人类将不得不永远与之共存。
2. 人才即力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机构每年都会对此进行记录，而本文作者及其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同事近期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世界上新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大部分由相对少数的几个国家produce。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机构每年都会对此进行记录，而本文作者及其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同事近期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世界上新出现的颠覆性技术大部分由相对少数的几个国家产生。那些能够创造或吸引大批人才（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并为其提供创造性所需工具与环境的社会，从长远来看往往会脱颖而出。
虽然成功的科技环境并没有统一的模板，但所有成功案例都具备以下部分或全部特征：充满活力的公共科研与开发（R&D）投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相对便捷的投资与风险资本获取渠道、浓厚的初创企业文化，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鉴于这一领域的全球竞争十分激烈，多国政策制定者既借鉴了美国模式，并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自身需要加以改进。高质量的科学研究绝非美国独有；所有创新领先者都将GDP的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研发。目前，以色列和韩国是全球领先者，两国的研发投入均超过GDP的4%。
几乎所有在创新领导地位上具有实力的竞争者都在改进其大学技术转让体系，而这正是美国体系长期以来的优势。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正在设计富有创意的方式，以在国外培育并引进人才。智利初创计划该计划创立于2010年，是一项公共加速器项目，为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提供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种子资金、培训、导师指导等服务。此后，许多其他国家也效仿了这一模式。
美国仍是技术驱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但其他国家正迅速崛起。在一份去年发布的报告中，本文作者及其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同事指出，尽管其他国家正在崛起，但美国自身也应对其相对衰落承担责任。美国政策制定者任由若干不可替代的创新驱动因素逐渐削弱。例如，美国基础设施的质量已大幅下降，而人们几乎没有认真关注将其升级至21世纪标准的问题。
其他公共投资也有所减少，其中最关键的是对高等教育以及公共研发（即支撑所有技术发展的基础科学）的资金投入。不言而喻，当前美国围绕移民问题的政治氛围，与吸引和留住全球顶尖人才的目标背道而驰。
3. 韧性即力量
创新型体系会催生提升生产力的技术，至少从长远来看，这些技术将惠及社会。然而，许多人被排斥在外，原因在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受到技术颠覆的不利影响，和/或他们不具备参与其中的技能。忽视这一现实，既无法打造强健的经济，也无法建立健康的社会。
与其他社会相比，一些社会更有能力既从颠覆性技术中获益，又限制其负面影响。世界上的领先创新者往往在以韧性为基础的战略上投入最多，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公民从颠覆性变革中获益的可能性。然而，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问题在于这些社会是否已做好充分准备。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以预见更多的动荡。如果缺乏旨在应对技术颠覆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创新机制，社会可能会变得更不稳定，而非更加稳定。
随着技术颠覆各行各业，并改变甚至彻底消除整类工作，各国将需要调整其教育、劳动力和社会福利体系。坏消息是，为高工业化时代而建立的（相当）舒适的体系，已不再是未来的模板。
然而，好消息是，政策创新与试验仍有相当大的空间。那些将劳动力视为最宝贵资产的政府，将在长期中受益。对于愿意进行此类投资的国家而言，投资高质量教育、终身技能培训与提升，以及灵活而稳健的社会安全网，都将带来回报。在这一领域，作为全球领先创新者的美国存在落后的风险：其公民接受大学教育的成本日益高昂，其技能培训体系远远落后于德国等领先国家，其社会安全网也极为薄弱。
全球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须想办法吸纳更多人才进入科技行业。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排他性的圈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从业者在性别上都以男性为主，且多来自较为富裕的社会阶层。政府需要做得更好，为女性、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阶层的人士，提供在这一行业中竞争所需的工具，并创造相应的机会。
全球治理将是一项挑战
与以往的变革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技术已远远走在治理它们所需的规则与标准之前。关于如何监管技术的影响，甚至是否应当对其进行监管，全球目前几乎没有形成共识。
要制定稳健、可执行的全球科技监管制度，必须有充分证据表明某项特定技术具有足够的负面影响，足以需要加以监督。而在技术发明之时，这类证据几乎不可能存在。例如，科学家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发现氯氟烃（CFCs）正在破坏臭氧层。即便某项技术的负面影响已十分明显，例如新型战场技术（以核武器为例）常常如此，要限制其使用的全球性协议，仍需各国在政治上愿意加入。最关键的是，这需要大国的参与，而这些大国往往恰恰最缺乏参与动力。
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全球性体系：其中的激励机制推动了新技术（包括致命性技术）的创造与扩散，却未能推动对这些技术的监督。尽管每一代人都会面临这一现实，但风险却在不断加大，因为技术随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军事领域，更强的威力意味着更高的致命性：火枪与氢弹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而且，即便新技术带来了经济或社会效益，正如氯氟烃的例子所示，它们也可能，并且经常会带来一些棘手的意外后果。
这正是为何在全球层面上对技术进行明智治理，是本世纪我们将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尽管在制定稳健的国际科技治理制度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各国政府必须切实推进这一工作。
鉴于主要大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之间就一系列科技相关议题开展的双边谈判，能够对治理产生切实而富有成效的影响。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G2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多边论坛同样可以发挥作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机构。
尽管全球政治使此类机构很难甚至有时不可能主导制定稳健且可执行的全球规则，但各国可以并确实会借助这些机构，为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等棘手的科技治理问题，制定新的标准与规范。
